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34 次 更新时间:2008-02-24 11: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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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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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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