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8 次 更新时间:2008-02-05 1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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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浩如烟海的历史故事相比,这只是其中不为人所注目的一个水滴。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故事呢?我尚找不到明显的缘由,或许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有关系吧!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是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关于义与不义的故事,关于欣赏与嫉妒的故事。我们可以对故事主人公做些许分析。庞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小人,心胸狭窄的人,疾贤妒能的人,不能与之相交的人,趋炎附势的人,得志便猖狂的人,孙膑则因为自己的才华而成为一个小人的牺牲品——他处处被算计,过多地相信了友谊,相信了正义,竟然被挖去了膝盖骨,结果不能说不惨烈。导致这样的结局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当然是要有一个小人,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一个昏君(糊涂或者装糊涂的上级),第三个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才能并且有很深道德感的人。小人的行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在他试图加害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依仗比他所掌握的权力更大的权力。庞涓依仗的是魏惠王的权力,他对孙膑的每一步迫害都是通过魏惠王之手来实现的,魏惠王则因为自己的昏庸而成为了庞涓玩耍的傀儡。倘若魏惠王很聪明,就不会被庞涓蒙蔽和利用,孙膑就会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最终受惠的将是魏惠王,是整个魏国的臣民。可惜,生活中分得清小人还是君子的帝王(或者说上级),他们身边总是簇拥着利用他的权势的人,这些人用阿谀奉承麻醉他,哄得他很舒服,即使感觉下面有得人比这些小人更有价值,遇到取舍,他也会在厉害权衡中选择小人,这几乎是历史通律,这里面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人性上的原因,所以,孙膑的故事就一直在上演,一直延伸到今天,延伸到我们身边,甚至延伸到我们自身。

  写到这里,就不能不说一说孙膑这位同志了。其实,孙膑本人没有什么错误,一个人有学识和思想本身并不是错误,他错在被时空安置的那个位置——那是一个必须通过小人(庞涓)的中介才能够被上端权力(魏惠王或者是上级领导)证明和确认其才华的位置,小人成为了决定事情发展方向的人,成为君子命运的事实上的掌管者。这样,孙膑的命运也就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很不好,奇怪的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陷入到此状状况中的正人君子不计其数(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宿命,觉得世事的安排总是偏向于非正义一方)。结果如何?正如大家看到的,庞涓当然不能给孙膑任何展示才华的机会,他巧妙地制造了一个迷局,同时把魏惠王和孙膑玩弄与股掌之中,最后终于借助魏惠王之手,残害了孙膑。严格一点儿讲,孙膑不是受难于阴谋,而是受难于友谊。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人被友谊杀死!一部《水浒》,壮士们最终的结局,不就是因为“宋大哥”的友谊么?好在孙膑同志及时发现了友谊背后的凶残,用装疯的形式把自己隐藏到了险恶的时事深处,逃脱一死。这是孙膑同志的高明之处。

  一旦事情逆转,齐威王救孙膑于水火,孙膑将怎样报答曾经使他几乎丢掉性命的对朋友的友谊和对魏惠王的忠诚,还用说吗?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用自己的全部才华和生命辅佐着齐威王——此时,在他血液里涌动着的已经不单单是对拯救者(齐威王)的忠诚,更是对被伤害的尊严的强烈诉求,对仇人无可遏制的仇恨。国家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焊接在一起,成为坚固的整体。一个人身上若是同时具备了这几种力量,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即使粉身碎骨,他也将勇往直前。

  孙膑用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报复了魏惠王,报复了庞涓。齐国强大了——这是对魏惠王昏庸的报复;齐国的军事力量成为庞涓无法攻克的堡垒,最终导致小人庞涓深入孙膑布下的迷阵,被乱箭射死在高山峻岭之中。

  这意味着,历史对事情做出了公正的裁决。

  

  6.

  

  这个故事中显示出的惯常人性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阻隔而让我们感到陌生。如果把年代换成现代,更换人物姓名,把故事稍稍做一些改动,我们就会认为故事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几乎每天都面对着类似的事件,只不过我们的故事没有那种强烈的戏剧性,但是内里所反映的真谛,是一样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身边故事和进入历史的故事本质上所蕴涵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这样,我们或许就可以从历史故事中发掘现实生活中的琐碎事务中还未曾被我们发现的端倪。

  浸淫在强固的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中的中国人,千百年以来,是没有真实的宗教观念生长起来的,也许在某个历史阶段也曾经在官方鼓励下倡导某种宗教,那也是出于统治者而非平民的内心需要,这样的宗教不可能让黎民百姓纷乱的精神生活安宁下来。中国人哪怕是跪在佛龛前面,心里想的也是世俗的算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顶礼膜拜的那个家伙帮不了什么忙。一个不被百分之百信仰的信仰当然是虚弱的,更何况,统治者掌握了一统天下以后,总是本能地抑制宗教,宗教也就真的退出了历史,退出了人的内心生活,人们也就把全部的内心渴求寄托给了另外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历史。

  西方人在精神上寄托给宗教的东西,中国人是寄托给历史的,比如正义——在西方,上帝主持正义,上帝通过惩罚不正义而弘扬正义;在中国,上帝换成了历史,即历史主持正义,历史通过惩罚非正义而弘扬正义。西方人让上帝裁决人间的善恶是非,中国人让历史裁决人间的善恶是非。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于时间的理解要比西方人深刻和长远,表现出惊人的耐心。这种耐心简直可以用“坚韧”这个词汇来形容——无论面对多么荒诞不经的事情,无论经历多么难以忍受的屈辱和困苦,无论身处何等样不正义的现实之中,中国人都会坦然而面带微笑地说:“反正有历史呢!历史将会证明如何如何。”最能够给人带来安慰的,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的箴言,有了这样的箴言,中国人就会觉得得到了某种超现实力量的呵护,得到了精神寄托。他们等待着,哪怕是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于五十年,等一百年,等一千年,等一万年……中国人相信,反正某种结果会到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到来。他们用超常的耐心等待的东西,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无论是宏观的国家事务,还是微观的人际交往,中国人都坚信历史深处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分辨着善恶,主持着正义,相信任何不义都最终能够得到历史的惩罚,同样,他们也用伟大的历史作为矫正自己内心道德的标尺,告诉自己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比如说,庞涓做的那些事情是不义的,是不可以做的。长此以往,塑就了中国人超常的忍耐和超常的善良的品格。正是这种性格,在当下的现实中,同样也纵容了恶,纵容了不义——当所有人都把自己的责任托付给历史的时候,谁来守护现实中的道德与良心呢?谁来当那个惩罚了庞涓的孙膑呢?

  唉!人是那样脆弱和渺小,就不要责备他们的怯懦了吧!很多情况下,人都是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更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复仇的孙膑,同样,你也不能要求历史在当下就兑现它的承诺,所以,我们在短暂的一生中,总是被不义所欺扰,总是眼巴巴地等待着历史。

  司马迁倾尽毕生心血写就一部《史记》,在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庄严承诺,这就是让我们看清楚历史深处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怎样在它的发展中弘扬了正义,惩罚了不正义。历史比宗教更有力地支撑着中国人的内心图景,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是靠着这种内心图景忍受困苦和艰难,度过难以度过的每一天的,因为他们相信有一种永恒正义的东西隐藏在历史之中,总有一天,它会走到台前来,向人们宣布理性和正义的胜利。

  或许正因为这样,司马迁讲述的历史才与我们内心深处的历史感觉天衣无缝地焊接在了一起,才让我们看到共同的美丑善恶,它讲述的故事才表现得如此栩栩如生、简直能够在我们所过的生活中被经验所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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