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顶级定位:国际比较的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8 次 更新时间:2003-06-20 17: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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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而且比例不是很大。这也是一种妥协。

  

  教师出路的“一校三制”方案

  

  《21世纪》:对于那些没有获得Tenure的副教授及以下的教师,如果将来晋升不成,出路何在呢?

  丁学良:现在的方案已经考虑了一些办法,出路有一些。这里,我想提出“一校三制”概念,设想更多元的教师的出路安排,推动北大的人事改革。

  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比例较小,研究生比例很大。研究生主要做研究,或者跟着教授做,或者相对独立地做,在科研前沿阵地培训。像哈佛,本科生才5000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研究生。

  她有一个本科生院,十个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

  北大定位为中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第一步要考虑把自己的研究生院办好。这是一个核心的调整,把本科生比例缩小,把研究生比例扩大,不必一步到位,但必须加快速度。要努力把全国最好的本科生(包括本校的)、有研究潜力的年轻人吸收进自己的研究生院,跟本校的教授———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以做开创性研究、以训练研究生为主———做研究。这样,北大的研究生院素质就提高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研究能力也就会提起来。

  要在招教师招学生上体现研究和教学的结合一体。在新体制下,新招聘的教师,必须能够到研究生院开课,带研究生在本学科前沿做研究。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必须有这样的素质,应该是研究型的人才。

  对于“老人”,如果有研究的素质,根据他拿到博士学位后的年资和成果,就可以转为研究生院的教师。

  研究生院教师的待遇,应该是全校最好的。他们在为国家培养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本学科的带头人。

  而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些最好的大学,只是本科生这一级的基础训练还不错,但做研究就不行了。

  这就造成了北大、清华等中国名大学变成了美国或其他西方大学的“预科生院”!原因就是我们的研究生院办得太差了!原因就是我们的大学教师中没有多少研究型人才!这就使得中国的本科生基础训练还不错,是很好的“毛料”,但独立研究能力不行,要到西方的研究型大学去训练,在那里精工细雕。

  在扩大提高研究生院的同时,办好小而精的本科生院应该成为北大的第二个“核心”。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将来即便过渡到研究生多于本科生的阶段,也得把本科生院办好,因为它们能招到全国最好的高中生。能够在研究生院教书的教师,要鼓励他们到本科生院授课,把他们在科研第一线获得的成就和见解给年轻学生“吹风”。

  哈佛有一个好传统,最有名的教授都要给一年级的本科生至少开一门课,让那些高中刚毕业、从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精选出来的大学生们,能够亲眼见到这些全美国乃至全世界赫赫有名的学术泰斗,领略他们的学术风范,见识他们的韬略雄才。

  在北大教师的“老人”中,有些不能在研究生院授课,不是研究型的人才,但对于本科生院的基本训练,他们可以承担,这也包括课外辅导等等。这样他们就不愁没有教职了。

  “一校三制”的第三部分是所谓“过渡体制”的那一块。在五到十年的时间里,把那些既不适合担当研究生院的研究教职、也不适合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的人员,划到北大举办的各种“边际”(Periphery)院系或职业学院之类的单位去。譬如说,北大暂时可以把“国际汉文化教学”这个摊子搞得很大,给国外来的学生教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民俗等等。很多的“老人”完全可以在这个摊子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收入会很不错。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不能蔓延下去,要有终点时间界限在那里,逐步收缩或限期脱钩。

  经过这样的三轨道分流,可以把“老人”中绝大部分有一技之长者“消化”掉。通过逐步脱钩的方法,就可以使北大在新的体制里运作了。

  《21世纪》:是不是在全国高校之间也应该有一个流动性的“教师市场”呢?

  丁学良:像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中国最好的大学进行改革,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既关系到他们本校的未来,更是为了全中国高教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这个时候,教育部有责任来促进,要使全国几十所比较好的大学,开放教师的互相流动,创造一个更灵活的大学教师“人才市场”。

  北大如果对教师的职务晋升和终聘即Tenure把得很严,对新人的招聘把得很严,那么在压力之下,有些人是会出“绝活”的。出不了“绝活”的,也能出第二流第三流的“活”,他们可以在全国另外数百所高等院校里找到自己的教职;同时还有众多的实用研究单位、媒体、文化产业、咨询业和企业等去处。

  

  北大改革带动全国高校改革

  

  《21世纪》:有人提出,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教师应该属于国家长期雇佣的“公职人员”;也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先颁布一部《大学改革法》,否则北大的改革就没有“合法性”。你怎么看?

  丁学良:在中国改革的大形势下,在政府推行事业单位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环境下,如果大学

  教师仍然把自己当作“铁饭碗”干部而受到永久保护的话,这种话是黑色幽默。国有企业的工人有下岗,政府的公务员有流动,国家的机关干部也有流动。大学教师作为大学聘用的从事教学、科研的专业人员,难道不应该在绩效标准的评比之后,逐步流动起来吗?关键不是动不动,而是“动”的取向是什么;是专业标准,还是其他的东西。

  我看,20多年来中国进行的体制改革,任何领域都有人“下岗”。我们不能因为原来大学是铁饭碗体制就不能推出第一步的改革。我们的改革为了中国大学的未来,也是为了我们专业人员自己的未来。刚才讨论“分流”的措施,包括“一校三制”和向校外流动,还有方案中其他措施,一步步认真做下来,我认为这碗水端得还是比较平的,没有太过分!而且还有个转型过渡时间,并非一刀就砍下去。但是这个过渡时间不能拉得太长,照顾的面不能搞得太大,否则这个改革就等于变相流产了!

  你提到有人说,北大改革要在“改革法案”的指导下进行。我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制度条件下,任何重大的改革措施,都应该有法律的保障,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法制的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从来就存在“时间差”,希望这个时间差越缩短越好。

  但是如果说中国的大学改革,非要等到一部好的法律颁布以后才能推动,那么我要问:任何一个在中国内地出生长大、对改革过程稍有知晓的人,能举出来多少先例?改革之初,如果当时非得先要一部保护私有财产或民营企业的法律颁布,否则就不让个体户、民营企业发展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了。直到今天,中国准备修改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就是因为民营企业发展到了很大的比重,他们的合理要求变得不可抑制了的缘故。

  这是中国改革的普遍经验,大学改革也会是如此。如果北大这次改革能够顺利走下去,发展出新的体制,中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朝世界大学主流靠近一两步,那个时候,适合新型大学发展的《大学法》或附带的《大学改革法》就会出来。现在以没有合理的法规为由,拒斥合理的大学改革实验,是为既得利益者辩护,而且是为无所成就者的既得利益服务。

  《21世纪》:你对这次方案中关于教师新聘和晋升制度的印象如何?对于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有什么意见?

  丁学良:我觉得,这次北大方案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外部评审的成分太少。即使是在“英国体制”下——虽然前面已经讲过它跟美国体制有很多不同——外部评审的原则也是很强的,程序是很严格的。这反映了西方法治的普遍制衡精神,因为内部人对内部人总是要照顾的。在英国,像剑桥大学要招聘一个历史学家,招聘委员会就有来自工学院、理学院的人;虽然学科、专业上有很大差异,但是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介入,会使得整个招聘过程,不至于被内部人操纵,能起到良性制衡和促进的作用。

  而且不同科学研究在基本的精神方面,仍有相通之处。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对于一个教师晋升与否,给不给Tenure,最重要的评价不是来自本系、本学院或本大学,而是来自外部———来自全世界那个领域里相当受尊重的专家、教授的匿名评审。

  但在这次的北大方案中,包括新聘教师、教师晋升、给教师Tenure三个环节,外部的匿名评审的成分没有突出到应有的比重。这是薄弱点。我很奇怪,像北大这样又老又大的牌子,出过很多杰出校友啊,他们不但在中国境内,而且在海外也是人数众多。在一些最重要的环节上,请他们当一当评审人,把把关,他们会不干吗?

  有的专业跟语言的关系很小,像数学、理工科,科研成果在国际上是普遍可比的,当然应该请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作评审。即使是那些受到本民族语言和文化限制的专业,像中国的文史哲,海外也有众多成就不凡的华人学者啊!晋升讲师或副教授不必要到海外请这么大的人物,但在给资深教师Tenure这个很重要的关卡上,应该把海外象样的同行学者请来评审。而且他们人不需要来,把资料寄给他们就可以了。成本不高,效果很好。

  对于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要尽可能地找校外的专家。尤其是像北京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请人很方便,大学、科研机构之间都可以起到外部评审人的作用。

  招聘或晋升者的职位越高,外部评审的比重就应该越大。像香港科技大学,要聘请一个系主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内部正教授中选,一种是公开向全世界招聘。各个学院的院长,更不用说副校长、校长,统统都是向全世界招聘来的。

  有人说,你香港科大有多少钱,我北大有多少钱。千万不要忘记,北大还有很多的“无形资产”,北大只要把制度搞得公平、公开和公正的话,就能把很多人吸引过来。所以北大改好改不好,不仅是北大的事,而且是全中国人的事;不仅是全中国公民的事,而且是全球华人的事———他们虽然拿了别国的国籍,但是对北大有一种浓厚的历史情怀。这个资源不利用起来,我们就会愧对历史,更会愧对未来!

  我的总的看法是:在美国,“哈佛园里没小事”;在中国,“北大园里没小事”。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更是一个巨

  大的资源。北大如果瞄准着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方向走,改革的大趋势不能动摇,具体的措施可以讨论。沿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北大就和国际上的大学主流靠近一步。而北大的这一步改革,将会对全国的高校,至少那几十所比较好的高校的改革,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如此一来,全国那些最好的十所十五所大学之间,马上就会良性竞争起来。对于最好的师资的竞争,对于最好的研究生的竞争,对于最好的本科生的竞争,这几个人才类型的普遍竞争一启动起来,中国的大学就“活”了!“惟有源头活水来”,整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找到了春天的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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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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