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科索沃模型”值得台湾参考?——论全球化时代“独立模糊化现象”其他模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0 次 更新时间:2008-01-04 01: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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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当年中国大幅援助坦国,桑给巴尔连带受惠,岛上的体育馆今天还是以“毛泽东”命名,就是两国统一的群聚效应。

  不过桑岛的经济发展一直事与愿违,今天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60年代更差,伊斯兰信仰近年又复兴,岛上的独立呼声,也就越来越高。幸好坦桑尼亚一直采用“一国两制”,桑给巴尔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议会,还有一人一票民选的总统,有点像和塞尔维亚分家前的黑山共和国,而且自治范围越来越大,不断朝主权国家方向进发,可谓目前“次主权”运动的一个典型。参加FIFI前,桑给巴尔已获得非洲足协的附属会员资格,这在全非洲几乎独一无二(另一个附属会员是法属留尼汪岛, Reunion)。桑国足总认为国际足协接受并未完全独立的巴勒斯坦、一国两制之下的中国香港,也应该接受“一国两制”之下的桑给巴尔,多次申请正式会籍,但多次被拒,不过也许总有守得云开的一天。

  

  科摩罗联邦“一国三制”选出伊斯兰大阿亚图拉

  

  桑给巴尔的印度洋邻国科摩罗(Como ros)也有类似的经历。科摩罗同样是非洲外围的伊斯兰国家,和印度洋亚洲各国关系更密切,19世纪沦为法国殖民地,1975年独立。它不过比香港大一倍,主要由四个大岛组成,其中马约特岛岛(Mayotte)的天主教徒拒绝加入科摩罗,至今由法国统治,剩下的大科摩罗岛(G ra nde Comore)、莫埃里岛(Moheli)和昂儒昂岛(Anjouan)组成联邦,但三岛在1997年前后先后兴起独立运动,政局混乱不堪,保持着一年一政变的惊人纪录。2002年,在非洲联盟调停下,科摩罗通过新宪法,将国旗改为伊斯兰新月兼四色旗,以示四岛——包括未回归的马约特岛岛——完全平等。新宪法事实上是一部“一国三制”基本法,不但容许三岛有各自的总统、国会,还规定三岛轮流产生联邦总统。

  在20 0 6年5月进行的大选,是科摩罗独立三十年来首次和平政权交替,选举形式也相当创新。由于上任总统来自大科摩罗岛,根据宪法,这任总统必须来自昂儒昂岛。竞选分两轮,首先由昂儒昂岛民初选,选出三名本岛出产的候选人,再由全国总选。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格局,就像假设港澳台结成特区,轮流坐庄,到了某年,香港人只能选择台湾人为特首一样。至于最后当选的桑比(Ahmed Abdallah Mohamed Sambi),则是一个有力整合次主权的有趣人物。他曾在沙特、苏丹和伊朗留学,获伊斯兰精神领袖的“大阿亚图拉”(Ayatollah)称号,不禁令人关注究竟当年的“阿曼—桑给巴尔”亚非联盟,会否以“伊朗—科摩罗”方式重现。桑比的宗教背景,究竟能够协助国家整合,还是协助昂儒昂全面独立,目前尚未可知,但无论如何,当信奉伊斯兰教的桑给巴尔、昂儒昂和莫埃里实现最高度自治,呈现越洋走回阿拉伯世界的姿态,并得到伊斯兰大阿亚图拉领导,它们已经脱离了非洲政治的地缘轨迹,强化了伊斯兰的向心力量,并同时满足了不少主权下放的愿望。换句话说,虽然科摩罗三岛争取次主权,它们却愿意服膺于超国家的单位——伊斯兰教。

  

  迷你国家公司化:“良性分裂模型”的先声?

  

  最后,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功用已越来越经济化,令美国一类发达国家可能在未来产生自我分裂,以及鼓励境内成员独立为微型国家的“良性分裂”欲望。学者Jacques Rapaport在1971年发表《小国及领域:地域及问题》一书,被视为小国研究的重要作品,归纳了迷你国家成型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天然及地理的孤立,例如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山区的安道尔公国(Andorra);第二是历史的进化过程,例如意大利中部的圣马力诺(San Marino)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虽然国土不断萎缩,但谁也不敢切断这一丝香火;第三是社会、文化、种族的不同,例如非洲迷你国冈比亚(Gambia)是英语区,难以和境外的法语母体塞内加尔联合。

  但是在今日,上述理据的解释能力已大为降低。例如印度在1975年强行合并国民生活安逸的锡金王国,宣告“天然及地理的孤立”,再不是迷你国的独立保证;摩纳哥、列支顿士登(Liechtenstein)等国不断更改古训,宣布一旦缺乏继承人,即与邻国“和平合并”,也反映世人对历史的妥协;社会文化的差异,甚至已成为地区一体化的动力,例如加勒比海一群小岛国,无论以前是英治还是法治,都不断提议合并来达到资源互补。然而,迷你国家却找出了与时并进的新角色:它们虽然面积过分细小,不可能构成反区域一体化的气候,却懂得利用它们表面的不重要性,成为合法的全球化漏洞。例如摩纳哥几乎不设所得税,金融制度讲求顾客至上,设有赌场供灰色富豪洗黑钱,结果成为著名的避税天堂。又如加勒比众各岛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吸引各种灰色企业到境内注册,从不加以监管,布殊在9·11后宣布取缔全球避税天堂,进行“金融反恐战”,但却对加勒比海网开一面,因为华府发现若避税天堂的透明度提高,对华尔街的影响更大,因为一旦大企业的储备基金被恐怖分子查获,后果更不堪设想。这些全球体系的迷你孤岛,更成为了各国转型期间抵抗经济一体化的避风港和周转站。例如在苏联迈向俄罗斯的过程,幸好有巴哈马和马耳他,国家资产才没有全部落入寡头集团,经讨价还价,普京依然能够逼使寡头重新交出不少产业。意大利政府默许黑手党把侵吞的国家资产存放在迷你国度,也是基于同一种两害相权的判断。

  迷你国家现在多以公司方式经营,所有国民都是股东,不会对“公司”有“国家”的要求,不会要求元首负责环保、公义、民主一类宏伟纲领。它们的管治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更为便捷,因为有志上述理念的国民,都会诉诸邻近地区组织或跨国企业,一切添烦添乱的议题都会上缴全球普世价值,迷你君主没有太多传统主权国家的包袱,自然比大国领袖更能发挥CEO的营商创意,令“国家公司化”成为小国的发展趋势。例如摩纳哥雷尼尔亲王就以“海陆空全天候娱乐化”为治国方针,把国家变成一个游乐场,从来没有道德禁忌。圣马力诺为了吸引游客留宿,大量引入意大利名牌服装店和鞋店,特设低税率倾销,国家已成为顾客“扫货”的百货公司。地中海岛国马耳他曾是英国殖民地,更想出一门无本生利生意,就是向世界各国暴发户提供“爵士授勋一条龙服务”,只要付出低廉价钱,即可享有马耳他领导人亲自颁发的头衔,此后以“爵士”示人,“商机”百倍,不少华人都是他们的主顾。

  总之,在21世纪,大国自我割裂部分细胞、自我成立卫星国,建构自己的避税天堂,和不受现代国家伦理规范的“公司国家”,可谓“良性分裂模型”的先声。美国出兵伊拉克期间,四出寻找志愿者同盟的盟友,但众叛亲离下,只获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等友邦“大力”支持,这都是些什么国家?十多年前,它们还是美国托管地,目前除了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和当年一切,几乎毫无分别。什么是独立,独立究竟为了什么,有没有次主权的发展空间,“超国—主权—次主权”三个层次的互动应如何进修,实在值得两岸共同仔细研究,不是一个科索沃案例,就可以涵盖一切的。

  

  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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