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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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转型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网络体系和国家官僚组织体系,确立牢固的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与宣传,确立新型政治话语在城市和农村底层社会中的话语霸权;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化运动(如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性的大规模"普法运动"、"法制教育"运动等),不仅规范了个体的行为,而且实现了现代国家价值理念与政治话语的灌输,加强了国家权力的社会整合力度与效率;法制的兴起意味着国家治理技术的转型,它意味着国家采用一种精巧的新型技术对社会进行更为精致的治理。法律成为国家的基本治理工具,成为国家支配社会的新手段。"法律的治理化"意味着政治通过法律治理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34].法律作为现代制度体系的核心构件充当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介,法律成为"权力的制度网络"的主要载体,成为国家治理的便利工具。

  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严打"运动,一般的做法包括:(1)"严打"是典型的政治运动。如1983年的口号就是"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二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打他一大批";在组织上采取公、检、法等有关部门联合办公,并得到解放军的支援;在形式上采取发动群众,以战役的方法大张旗鼓地进行;为了提高"严打"的声势与社会影响力,公审大会、集中宣判、组织犯人游街等活动层出不穷。(2)"严打"是体系内资源的总动员。全国各地根据"严打"的总体部署,结合本地最突出、最紧迫问题,确定打击重点。在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领导下,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投入到每场"严打"斗争中,迅速组织若干个"严打"战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开展"严打"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甚至内部设立高规格的领导协调机构——"严打办"或"严打"工作领导小组,确保体系内资源的有效动员。政法部门作为"严打"斗争的主力军,在综治委或者政法委的组织协调下密切配合,检察院、法院对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甚至为了开展突击任务,完成"严打"指标,从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抽调人手直接推进"严打".(3)"严打"通过宣传加强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感知与认识。加强舆论导向,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是每次"严打"的重要环节。"严打"的宣传工作在中宣部和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部署下协调进行的,各新闻媒体单位密切配合,形成强大的宣传攻势。在"严打"期间,经常由有关部门组织宣传车宣讲"严打"的价值意义、主要做法和打击成果等。"间歇性的社会控制"是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每一次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都成了国家对底层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政治教育、法制宣传和国家权力对底层社会传输与渗透的有利契机。

  "严打"一般划定打击范围;确定打击重点;设定打击的程度和方式。同时,"严打"也调节刑事执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加协调有序地对付重点犯罪,在节省国家治理资源的前提条件下,确保社会治安形势在政治秩序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保证社会问题的政治后果在"秩序"可控的范围之内。"严打"具有外部调节功能,协调群众力量与专门机关之间的关系、社会治安与刑事立法、刑事执法之间的关系,"严打"是沟通社会与刑事立法、刑事执法之间关系的中介。"严打"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包括行政、宣传、教育等部门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通过遏制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来维持基本的社会治安秩序。"严打"是执政党与政府动员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典型政治事件,使各方面对社会治安的需求,通过"严打"政策有机的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严打"作为国家权力的再扩充方式,集中体现在"严打"主要针对的是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社会治安混乱的难点和重点地区,而在这些国家治理领域(包括具体的治理对象和治理区域)恰恰是国家权力的软肋,是国家权力极度虚弱的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多么严密的政治控制和组织网络渗透都无法完全填补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社会的所有空隙。因此,一定存在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无法企及的领域和空间,国家治理的局部性特征就无从避免。通过"严打"对严重犯罪行为的打击和对社会治安难点和重点地区的整治,确保了国家权力突破重重障碍不断地作用于这些顽固抵抗国家权力介入的"堡垒",实现国家权力在社会空间、地域范围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张,进而逐步达成国家权力再扩充的使命。

  任何政治体制都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严打"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执政党可以通过它对官僚体制和底层社会民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而政治体制的内在机制就在于对这些政治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与地位。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必须从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中吸取养料,国家通过这些具体的机会来实现对社会的支配,并增强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实现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正是通过具体的执政党-政府的基层组织网络、"严打"过程中的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宣传,通过有效的话语机制与动员机制等一系列载体,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权力得以实现再生产与再扩充。在转型中国,国家与政党的权力也一定要通过能被人们切实感知到的方式才能实现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严打"这样的运动式治理方式成为适合的转型中国国家权力的再生产方式。

  

  五、基本结论

    

  常态社会与常态社会应该摒弃的"运动式治理"悖论式共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家治理资源的贫乏和国家基础性权力[35]的缺乏导致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监控能力有限,"间歇性社会控制"成为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集中有限的国家治理资源解决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是执政党与政府在"实用理性"主导下、面临资源瓶颈问题的理性选择,"严打"政策是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严打"是国家权力重要的再生产机制与再扩充机制,常态社会的"严打"蕴藏着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通过政治运动来集中与动员体系内资源和社会资源,既是社会调控方式"路径依赖"特点的显示,也是在现有国家治理资源贫乏的限制性条件下,国家通过集中与动员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突出社会治安问题的理性选择。通过运动式治理实现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确保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延续与维系是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只有在国家法治资源充裕、权力的市场网络与制度网络完善、国家权力的后勤基础设施[36]发达的前提条件下,国家治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后,常规化的治理才能彻底替代运动式治理,"严打"才可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①参见杨春洗、余诤:"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人民检察》2001年第12期。

  ②参见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中国检察官协会(编):《"严打"中的法律与政策适用——第三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张穹(主编):《"严打"政策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陈兴良(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④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在第三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的讲话,"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繁荣和发展检察理论研究",载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中国检察官协会(编):《"严打"中的法律与政策适用——第三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论文集》,第6页。

  ⑤邵春霞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不再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通过某种运动形式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难题的做法在事实上仍然存在。党和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的工作方法上也仍然习惯借助于运动的方式,如对刑事犯罪的"严打"斗争。这些"准运动"形式的政治运动,与改革开放以前的运动具有本质差异,如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不搞激烈的精神和人身迫害等,但其排斥制度建设和理性化发展的倾向却是相同的。参见邵春霞:"革命化控制中的运动——改革开放前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复旦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一部分,第6页。

  ⑥参见李培林:"努力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第八版。

  ⑦陈潭:"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创新——以人事档案制度为例的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48页。

  ⑧鉴于过去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政治运动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代价,邓小平从根本上是反对搞政治运动的。他多次强调不搞过去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党中央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也一再强调不要搞激烈的群众运动。如1981年3月邓小平指出:"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参见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同年7月,在提醒人们严肃批评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状况时强调:"对于当前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

  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参见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在推动"严打"斗争问题上,邓小平在1983年7月19日同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谈话中,明确表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现在是非常状况,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页。因此,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严打"决策的形成与实施。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对如何开展"严打"的指示表明了他对突击动员的经验和实效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进行这种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做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

  ⑨黄小勇:《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韦伯官僚制理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04页。

  ⑩参见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13页。

  [11]黄小勇认为政治动员的负面效果主要体现在:1、动员式的改良方式以超越法律规范和组织体系为特征,与行政组织结构的理性化与制度化发展相背离,甚至会削弱、瘫痪和破坏组织的正常权威和结构,而组织结构的理性化与制度化是组织管理能力发展的基础和载体。2、依靠动员方式来履行行政功能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由于动员方式对法律规范的超越而降低现实生活中法律控制的效力,破坏法律控制优先于行政控制的正当关系。3、动员方式的间歇性和局部性特征造成了管理上的间歇性与局部性,影响行政组织常规功能的正常履行,妨碍管理工作的常规化。4、极端的动员模式所导致的社会秩序的混乱更是一场灾难。参见黄小勇:《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韦伯官僚制理论研究》,第304页。

  [12]邵春霞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治过程依赖于政治运动的前提性条件,即危机状态下的功能需求和体制内的资源匮乏。参见邵春霞,"革命化控制中的运动——改革开放前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第二部分。

  [13]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

  [14]参见A nthony G iddens ,Central Problem s in Social Theory :A 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socialanalysis ,The M acm illanPress LTD ,1979,pp.100-101.

  [1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页。

  [16]参见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36页。

  [17]参见曹凤:《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5页。

  [18]迈克尔。奥克肖特:《哈佛讲演录: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顾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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