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再论中国远征军成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影响

——兼从制空权的角度分析缅甸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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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乐雄  
”(68)

   威廉·夏伊勒也指出:“……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月3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69)隆美尔元帅分析阿拉曼会战失败原因时写到:“英国人的空中优势,已经使我们过去战无不胜的战术规律,都随风飘去了。除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空军以外,对于敌人的空中优势,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真正的答案。在今后的任何会战中,美英空军的力量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70)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北非战局彻底逆转取决于制空权,英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是在美国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获得空中和地面优势,并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让中国远征军承受巨大压力为代价。因此可以说,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是在失败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缅甸战局;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阿拉曼会战后,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并最终于1943年5月12日向英美军队投降。1943年7月12日,也就在北非德、意军队全军覆不到两个月,英美军队以北非为跳板,不失时机地发动西西里登陆,沉重打击在希特勒“柔软的下腹部”上,此时此刻正是苏德战场的快定性时刻,决定战略主动权易手的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到达转折点,苏德双方的统帅部都放出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德军南面曼斯坦因集团已经占领上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罗特米斯特罗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并遭受严重挫折。据俄罗斯战史学家亚历山大·科拉马奇金(lexander Khramchikhin)最近研究称:在关键的普罗赫罗夫卡坦克会战的决斗中,苏军660辆坦克被毁500辆,德军420辆坦克损失了200辆。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回忆道:“当获知损失后,斯大林非常震怒,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坦克部队将被使用于哈尔可夫附近的反攻,但现在却不得不重建和补充,最高统帅决定撤销我司令员的职务,差点儿把我送上军事法庭。”(71)根据苏、德坦克2·5比1的消耗比率,德军再消耗64辆坦克,就可拼光苏军战场上所剩的160辆坦克,德军还有156辆坦克,完全有可能获得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

   曼斯坦因元帅回忆道: “……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十个战车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的敌军共被俘二万四千人,损失战车一千八百辆,野炮二百六十七门,战防炮一千零八十门。……。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72)

   苏军朱可夫元帅也承认:“从分析敌人的行动中可以感到,别耳哥罗德地域的敌军是由比较有主动精神的有经验的将领指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敌军集团的首领是曼斯泰因元帅。”(73)

   西西里登陆使希特勒惊慌失措,他拒绝曼斯坦因等将领的意见,作出了立即撤出库尔斯克会战的愚蠢决定,放弃了快要到手的胜利,导致了德军战略主动权的彻底丧失。因此,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而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之联系,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朝胜利方向转变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大环节,而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也正体现与此。

  

   2004年9月28日初稿于中秋节之夜

   2004年10月24日修改搞

   2004年11月12日修定稿

   2005年7月14日最后定稿

  

   注释:

   (1)时广东 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79页至88页。

   (2)见戴孝庆 罗洪彰主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1941—1945》(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24页~127页。戴孝庆的论文《试述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三期),徐明康的《中国远征军战史序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版,第2页。虞宝棠的论文《中国远征军始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 期。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39页。

   (3刘琦等编审,《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8页。

   (4)(美) 约瑟夫 W 史迪威著 黄加林 张红叶等译 《史迪威日记》,1992年2月第1版,第291页,

   (5)史迪威曾在进攻密支那前找廖耀湘推心置腹地谈话,要求他从自己的民族大业出发,不要受蒋介石越级干扰的影响,肘制史迪威的作战指挥,并勉励他为自己的民族立不朽之功勋。廖耀湘被其说服。

   (6)第200师突围后,杜聿明向蒋介石告状:“如照史迪威的命令,第二00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见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14页)

   (7)(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1版,第38页、第39页。

   (8)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80页。

   (9)徐明康,《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21页

   (10)其实,从日军第56师团的突进速度来看,如果远征军第一次不西调乔克巴当,危局是可以避免的,但在第二次200师攻下东枝后,即使史迪威、罗卓英不下令调回杜聿明的主力,仍然不能挽回败局,因为第200师攻占东枝当天4月25日,日军第56师团主力已过了莱卡,进到杰迪曼珊,已把曼德勒以南的中国远征军主力远远甩在侧后(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上】》,第109页)。

   (11)《花园口事件》编辑:陈玥 来源:CCTV.com

   (12)第66军军长张轸战后回忆认为:“第6军虽比第66军强些,但也强不了多少。唯第5军比较强大,也不过抵得上敌人一个师团而已。”(见张轸《入缅抗日二十天》,《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浪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第285页。)

   (13)附带指出,张珉认为日军在攻占仰光后投入6个师团兵力显然有误,(见《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松辽学刊,1989年,第一期)

   (14) 日军第56师团击溃我军三个师后,一路追击窜入云南境内,最后被从昆明增援的宋希濂部第36师、第88师以及预备第2师三个师所阻,在怒江形成对峙局面(见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0页)。可见需要动用中国军队6个师再借助怒江天险才能遏制住日军第56师团的攻势。在缅甸战场上,同中国远征军9个师作战的是第55、第18、第56三个师团,第33师团在西线同英军作战。蒋介石认为三个中国师可抵一个日本师团的判断不太符合实际情况(见《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2页)。

   (15)《史迪威日记》,第67页,

   (16)《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6页

   (17)当日军第56师团已经贯穿暂编第55师罗依考(垒固)防线深入远征军侧后时,我方仍未发现其番号,林蔚4月20日给蒋介石的密电称发现“其番号为龙3733部队联队凡岗部队大队(川村队副中队),此番号查不出。假定其为由仰光新增之兵力,则左路之敌亦有积极之行动(见《中华民国史学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四),第360页)。”4月23日第56师团突破战略要点和邦,林蔚密电称:“河邦附近除久留米师团(48)联队外,又发现龙7640部队另一联队(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362页)。” 由此可见日军第56师团行动之隐蔽。

   (18)《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7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作战经验与教训》,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06页。

   (20)杜聿明战后回忆:“我当时明了敌情及敌人整个战斗计划后,判断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师团(虽认为敌第十八师团主力有增加中路的可能,但未料到敌在仰光登陆之第五十六师团),就下决心照蒋介石指示,集中我军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见《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7页。

   (21)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见《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99页)

   (22)张宪文先生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中认为“第五军决定先击溃平满纳当面之日军第五十五、第二十三( 应为三十三)、和第十八师团”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日军第33师团位置不在中路。(见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第1版,第274页)

   (23)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193页

   (24)(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68页。

   (25)对于史迪威指挥和判断失误,近年来国内学者中,黄道炫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见《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26)《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69页。

   (27)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第38页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林蔚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2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21页

   (29)同上,1426页

   (30)丁涤勋《悲壮激烈的胡康河谷反攻战》(《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338页。)

   (31)《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340页

   (32)(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缅甸作战(下)》,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1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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