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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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单靠联产承包,农业的效率就无法达到。七十年代末,随着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全国三十套大化肥投产,这是粮食产量短期增长的关键,而自60年代开始的杂交稻等良种技术运用,则构成了粮食产量腾飞的长期基础。到1976年,中国终于实现了毛泽东的宏愿:粮食亩产全面“过黄河”的伟大历史壮举。在这个基础上,八十年代初国家又大幅度调整农产品价格,使得原有的市场关系更为合理和平等。正是这一系列国家“政策”成为促成改革成功的关键。 

  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作为一场管理上的改革,它并不同于西方的私有化,也不等于退回到传统的农业方式,更不意味着取消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它其实是以强化、而不是瓦解农村公共资源为目标的。这表现在:国家控制土地不可流通和兼并,通过乡统筹和村提留建立地方公共基金,支撑公共行政和公共财政,包括扶助五保户等弱势群体,发展农村教育,实现统分结合的利益调节。这一切给农业带来发展,也给农村带来稳定。(注十二) 

  农村改革的成功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的综合结果,但总起来看,这与其说通过“市场”的方式提高了效率,不如说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面临着对社会生产的管理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进行调整的新课题。改革顺应了这一时代课题,其核心就是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分配方式的改革,它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谓:管得太死、提得太多、留得太少的宏观经济不平衡问题。因此,改革的根本成就,与其说是发展了“农业和农村经济”,不如说改革了不合理的城乡、价格和分配关系,与其说是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首要目标,不如说是通过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才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 

  1976-1884年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护和社会公正分配功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国家在进行经济权力的再分配方面基本坚持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而这一公正原则的达成,又赖于国家强大的调控能力和相对雄厚的财政实力,反过来——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毛泽东时代高积累、“穷过度”的“迟到”结果,更是在以社会平等为目标的政治制度的保证下,才得以顺利完成。80年代的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色彩,表现在它鲜明的社会调控、动员和社会福利功能方面,这曾经是毛泽东等中国社会主义者为新中国设计的功能之一,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赋予“国家”的一个鲜明的角色与功能。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其一是看它是否有此能力,其二是看它是否有此愿望。而198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中国恰恰对此兼而有之。换句话说:1980年代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实际建立在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强大控制能力之上,但是,这种调控能力不能简化为单纯由国家实施的强力控制,当时一位改革领导人用“国家向人民还债”来概括这一改革,人民作为“债主”的比喻,恰恰是对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观念肯定。这就是因为,消灭三差别,实现社会平等既是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功能和合法性保证。1980年代初的改革所造成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普遍增加,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良性互动、普遍受益,国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并努力把这些“积极性”转化为国家的需要与职能,这样的国家改革方向应该被称为“人民民主”方向、是“人民国家为人民”的方向。而一个人民大众居于主体地位的国家,既是八十年代改革成功的条件,也是它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这一时期,国家以改革不合理的管理方式的努力,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知识分子宣传改革的意识形态、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民阶层)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这三个方面的互动为1980年代的改革、为“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 

  

  3.1984-1996:阶段性现实的反思与回顾 

  

  从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是改革的新的、更为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成就的取得,依然是与“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的坚持,与国家对腐败、垄断等不公正关系的破除和干预,对公正市场和公平价格的维护和社会保护功能的部分延续为条件,特别是:以改革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垄断关系和生产关系为目标,以坚持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为条件。但是,无庸讳言,这一时期也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功能与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就思想界而言,在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平等为目标的政治诉求的质疑,对国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有计划的摘除,对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众主体性的“理性批判”,共同构成了甚嚣尘上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潮。这一思潮致力于维护在城市改革中形成的特殊阶层的利益,并以露骨的维护现实中的各种垄断关系和生产关系为主要诉求,最终形成了以“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为先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正如陈云在1992年7月撰写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所面临的任务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和1980年代初期改革的成就,已经将中国经济推向了现代商品经济进程中,使得经济建设的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因此,需要不断探索新东西,解决新问题。 

  在现代商品经济的进程中,交换活动地位逐步加强。而中国在市场和交换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从农村到城市,在社会生活和基层中存在着商贩和大量的集市、店铺和日常交换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得到积极的鼓励和扶持。其二,在交换的上层领域,国家银行虽然一直在进行计划性的信贷和投资,国家一直从事着相当规模的国内和国际的贸易活动,诸如广交会等大型交易活动一直在举办,但是单纯国家计划和行政指令的方式,也产生了管理上的问题,束缚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也是两个方面:其一:像农村改革时代一样,鼓励基层的交换领域,发展集市、店铺和日常交换活动。其二,从严格、有效的角度,加强对于交换的上层领域的管理,对银行和国内、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改革。一句话,改革的核心在于:如何在生产/交换之间,建立一种充满活力,也更为平衡的经济体系。 

  但是,以“激进改革派”的面目出现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潮,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一个整体,表述方式也不相同。大致而言,当其以“激进派”面目出现时,特别强调城市改革是“一步到位”,即城市改革不是通过建立生产和交换的平衡为目标,不是以鼓励基层的交换领域为目标,不是以改革上层交换领域的管理方式为目标,而是以迅速地造成一个“商人和企业家阶层”为目标。用比较隐晦的说法,就是以鼓励“社会增量”为方案(注十三)。即以鼓励“国家之外”的新兴利益集团的兴起,而不是依靠“国家”鼓励下层交换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上层交换领域的管理来推动。 

  而国家怎样才能在“一夜之间”造出一个商人阶层来呢?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圈地运动是一个好例。那就是开发商通过官员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然后将土地价值进行虚拟评估,根据评估再将其抵押给国家银行套兑巨额资金。在这里,国家不是被欺骗了,就是犯了一个荒谬的错误。国家忘记了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银行及其资金是人民的,而国有土地被抵押给银行后,银行的钱却支付给了私人—开发商。一个所谓的“大商人阶层”就是这样在“一夜之间”产生了。国家所谓鼓励交换领域的发展,鼓励生产和交换的平衡,就是这样被引导向了它的反面:形成了危害经济和社会平衡的、“一夜之间”爆富的私人资本积累。 

  总起来看,这一以“建立商人和企业家阶级主导地位”为目标的城市激进改革方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首先,中国现代化的资本积累主要在城市,如果国家将这些资本以“承包”或者“私有化”的方式赋予个人,那么个人财富就将以几何数字暴涨。这与农村改革非常不同,在农村改革中,国家起码在名义上依旧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二次土改”所分得的财富容易估算而且相对平均,但是,集中在城市被个人“承包”的财富其实是无法估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承包和“外贸承包”急遽地完成了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是数十年社会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积累。其二,这一过程是与要求国家彻底“放权让利”的宣传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以国家税收的急遽萎缩,国家调控能力的迅速下降为代价的。其三,这一大变动、大积累是在缺乏民主监督和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保守派所呼吁的国家制度的合理化进程是以排除群众社会运动的方式为前提的,按照这一设计,政治活动逐渐被理解为“政府行为”,而“正确的政府行为”则被界定为抛弃社会动员、社会保护和社会组织(这曾经是国家的重要功能),而单纯为“市场经济”服务,在这一思潮的鼓动下,在由“社会”向“市场”的剧烈转向中,国家由于过分容忍社会分化,甚至参与市场逐利而一味压制社会平等诉求,结果,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无论在实际上还是道义上都大规模地下降了。第四,这一思潮以“引进外资”为名,主张拆毁中国的国有银行和金融体系,在90年代后期,这一思潮致力于鼓动国家政策逐渐由“自由贸易”向“资本自由”的转变,从而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使得在城市改革中急遽积累起来的个人资本得以顺利转化为“国际资本”,这些资本不但不进入国家投资领域,而且不受国家的基本制约,作为“国际资本”,它随时可以离开所在国,在全球寻求新的投资热点。 

  我们为什么将1984年视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分野呢?因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改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正式地被提了出来。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究竟使得哪一部分人获益,哪一部分人受损的这样一个马克思和毛泽东式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而自1984年开始的,围绕着面向市场的“价格改革”而产生的争论,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时期改革的特点。 

  在事后被证明是惊心动魄的“价格改革”中,一方面,少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承认价格的调控就是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大多数形而上学的改革派则认为:只有价格调控的经济,才是“正确、完整的市场经济”。而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合格和有眼光的学者,竟然是少数极右翼学者,只有他们看到并且指出:如果价格改革的目标不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价格改革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也就不能取得成功。这实际上并非危言耸听。事实证明,也只有他们才部分地看到了真正1989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注十四)——当然,他们是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从极右翼的角度看到的。而最为令人惊叹的则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竟然几乎没有人提出过:价格改革究竟对于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过:如何通过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将人民大众争取到正确的市场改革道路上,以防止改革向着不利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方向倾斜的呼吁。结果,脱离开具体的社会利益分析的抽象的价格改革,遭受到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威逼利诱,又未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反而造成普通民众的反弹,最后终于酿成了1989年严重的社会危机。 

  1989社会危机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于这一危机的根源的反思,使得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教诲,那就是:现实中的经济活动不能不是一种制度安排,特定的经济活动必然要求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来保证,因此,“改革必然要使一部分人受益”和“改革必然要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这种“牺牲”和“受益”就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动安排,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其实是制度的安排。价格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力”配置问题,而是一个怎样改革、向什么方向上改革既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问题。 

  1989年之后,所谓“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派”则把下一个目标转向将改革定义为“产权改革”的“根本目标”、更为激进的“私有化”诉求,因而不像主张“社会增量”和“市场价格调控”的学者那样含蓄,上述前者起码在口头上把一般的“发展经济”视为城市改革的目标,而后者则直言不讳地把既有的利益关系合法化、并且公然声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从而以建立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为根本诉求。 

  这一露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清算,是因为他们以“发展经济”为名为垄断资本辩护,主要以经济学家面目出现,从而能够将剥削压迫制度和损害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一种经济学的必然规律,是一个所谓“自发秩序”和“自然过程”。马克思说,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从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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