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及相关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0 次 更新时间:2007-07-05 00: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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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而是以抽象的、理念的人,取消差别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人,这场争论的要害甚至也不是否定作为理念的抽象的“阶级”,而是通过取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正是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前期马克思/后期马克思”的区分,才能将马克思重新归还给黑格尔——归还给“青年黑格尔派”。 

  “手稿”的争论导致了马克思的黑格尔化,而我们的目的却是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道扬镳处开始思考“手稿”的价值和意义。 

  一,马克思写作“手稿”的目的就是思考、批判黑格尔哲学——而且这种批判和思考也不是从“手稿”才开始。实际上,从写作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毕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起,马克思的思考就已经开始偏离了黑格尔。1844年,马克思到达巴黎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则标志着他从此在“学术组织”上,也与青年黑格尔的鲍威尔派分道扬镳。也正是从1844年起,马克思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并最终开始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换句话说,从1844年起,马克思终于将博士论文开启的对于黑格尔“自然权利”思想的批判,旗帜鲜明地扩展为对于黑格尔主义的学术组织、辩证法、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批判,从哲学上说,马克思终生以黑格尔体系为批判和思考“对手”来展开他的伟大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写作的“基本哲学语境”。也可以说,从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的这一“方向”(以黑格尔为对手),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意义上的“断裂”。 

  因此,自“手稿”发现以来,围绕着“手稿”而产生的“前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的“断裂”说,完全无视了马克思写作“手稿”的语境就是与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神圣家族”)论战。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过“断裂”,那就是在他本人与黑格尔之间的断裂,而绝不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或者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那种所谓“断裂”。因此,恰恰是围绕着“手稿”而产生的马克思“断裂”说,才掩盖了马克思所标志的现代思想的伟大断裂与革命——从黑格尔主义那里断裂和进行哲学革命。 

  其次,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的基本方法就是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这也是“手稿”的根本贡献。这种贡献不亚于马克思在“异化论”方面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 

  的确,马克思说过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但是,当他痛切指出“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因此,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非常重要”(注四)时,这不过说明: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遮掩的是什么东西——这便是:完成集团的、阶级的、共同体的认同,对于赢得社会斗争的重要作用。简而言之——“组织起来”,从现实的差异中抽象出“同一性”,这就是辩证法的“组织”力量。因此,所谓黑格尔辩证法的“同一律”,无非就是将现实中矛盾、差异和不同的东西在文化和观念上等同起来。正是它决定了观念、“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在现实社会斗争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 

  例如马克思指出,“阶级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某个阶级是否能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取胜,却端赖它能否将自身的特殊利益表述为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阶级的文化认同——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胜利的关键,而这也是1848年法国小农在阶级斗争中失败的原因——后者因为无法将自己的利益表述为法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只好选波拿巴为自己的“代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因此,正是辩证法的“同一律”告诉我们:锻造文化霸权、进行“文化革命”,完成集体(阶级)认同,形成普世性的“理念”,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的重要“组织”作用。 

  第三,但是,马克思既不是重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不仅仅是解除了其“神秘的外壳”。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不在“同一律”而在于其“矛盾律”。而这就是马克思、毛泽东和尼采在辩证法方面与黑格尔根本上的不同。“矛盾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毛泽东一句话便道出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所在。这句话也标志着哲学的根本革命。 

  尼采说:“所有的概念都是通过把不等同的原体验加以等同化来形成的。就像一张树叶子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另一张树叶子一样,“树叶子”的概念确实是通过任意丢弃各种树叶子的个性和差异性,也通过遗忘它们之间的种种偏差点来形成的。” 

  毛泽东则说:“一切事物,不论自然界、社会界、思想界都是如此。比如一棵树上的叶子,看上去大体相同,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不一样,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是不可能的。”(注五) 

  换句话说,正如现代化的理念、对于“现代化”的抽象理解,既将社会组织起来,同时又掩盖了现代进程中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正是用抽象的“个人”和普遍人道主义的旗帜,掩盖了不同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针锋相对,从而在“个人”这种抽象“理念”之下,建立起资产阶级私有产权的专政,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 

  而且,与作为理念的“人”、“现代化”一样,马克思当然也深入地思考了作为理念的“阶级”。只是,马克思对于“阶级”的思考,绝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们所歪曲的那样,意味着马克思主张从“阶级的异化”向“人”回归。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理解实际上连资产阶级学者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在他看来,作为理念的“阶级”固然是成问题的,但是,抽象的“人”就更成问题了。 

  从“手稿”经《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马克思当然也批判地思考了“阶级”,正如批判了作为理念的“人”和“现代化”——但是,他批判的却是作为理念的“阶级”(正如毛泽东和尼采所谓“树叶子”的理念)。马克思认为:作为理念的“阶级”,既是完成社会认同、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方式,但同时,它也掩盖了阶级内部的差异、分歧和矛盾的“统治思想”,也就是说:作为理念的“阶级”,也会成为对阶级成员进行压制的借口。正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首次揭示出如下悖论的真实:“某阶级的政治上以及言论上的代表者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是说:某个阶级在政治和言论上的代表,几乎必然会脱离、乃至压迫其本阶级的成员。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还认为:如果只有革命的思想而无革命的行动,只有革命的组织而无人民的斗争,只有人民的“代表”而没有人民,正如只有“树叶子”的理念而无真实的树叶子,这样的辩证法就是“头足倒置的”——而这也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无产阶级在政治和言论上的“代表”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批评和监督,就是会成为压迫人民的统治集团,这一思想的来源的确就是马克思本人。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这样描述了某阶级在政治和言论上的代表者脱离其阶级成员,沦为统治思想的一般过程: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他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注六)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历史为什么不是以抽象的理念为核心的历史,为什么“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离开了围绕着个人权力而进行的社会斗争,“个人”就是不存在的,离开了围绕着现代进程展开的矛盾冲突,所谓“现代化”也是不存在的,同样,离开现实中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就是空洞的。而作为理念的“个人”、“阶级”和“现代化”并非是历史的的主体,相反,它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路易·阿尔都塞曾经说过:伟大的思想都是在对话和阅读中发展的。黑格尔的荣幸在于他有马克思这样一位伟大的读者。而借用他的话,我们则应该说:实际上——唯一地象马克思这样理解“阶级”、“人民”和“现代化”的,只有毛泽东。而马克思之辩证法之所以发扬光大,就因为马克思本人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的读者。 

  最后,“手稿”的阐释者们几乎都没有发现马克思的“异化”与黑格尔意义上的“异化”之根本区别。 

  在黑格尔,他所谓“异化”就是说:所有的存在者在其本质意义上,都必然会通过否定自己而成为“自我的他者”(Aderssein),从而“自我异质化”(Sich entfremden)。因此,它必须通过“拨乱反正”的再次自我否定,还原到自身的原点。实际上,所谓“拨乱反正”的“异化论”逻辑,就是在这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展开的,只有在这种逻辑上,才会有马克思的后期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期的思想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异化论”,进而——只有设定一个本质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才会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 

  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却完全不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运用“异化”的。在马克思,“异化”(Entfremdung)一词,是动词的名词化表达,前缀Ent是指“脱离”和“变质”,而形容词fremd,则指“他人的”和“陌生的”。实际上,根本用不着任何学究的掉书袋,也用不着什么黑格尔的神秘主义——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同样用毛泽东一句话就可以表达,那就是:高高在上,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和要求——“脱离群众,就是蜕化变质。” 

  脱离人民群众,离开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探索和革命要求的满腔热情的学习和支持,这就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意义上的“异化”。因此,没有离开人民群众创造、探索和革命要求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要害,不是回到前期马克思或者前期毛泽东,而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实践和革命要求,如何面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认为有一个“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回到那里就可以了的想法,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思想是在与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斗争中展开的,离开了这种斗争,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同样,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离开了这种斗争的战略和战术,离开了这种斗争的对象,也没有抽象的毛泽东思想。 

  

  2。漫长的人民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中,突出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唯一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伟大思想遗产。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视野有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社会主义并非不要市场、不要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对立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对于马克思和毛泽东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而言,1,市场不是一个自发的秩序,现代化也不是一系列价值中立的抽象标准,市场和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社会的安排,它以特定社会关系为条件。2,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为条件,以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关系为条件。3,“两步走”和“历史阶段论”的现代化,或者认为市场和现代化是中立的,因而与剥削压迫的社会关系无涉,或者认为现代化和市场只有资本主义一种形式,为了搞市场和现代化,因而就必须接受剥削压迫的社会关系作为“代价”,这种论调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谓形而上学的骗局。4,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人民民主、社会关系的和谐、保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反对资本的私人垄断形式为条件和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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