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陈钊: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和两种力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0 次 更新时间:2007-06-28 09:42:02

进入专题: 区域经济  

陆铭 (进入专栏)   陈钊  
新经济地理学给出了较为成功的解释。在新经济地理学里,一个地区的企业数量、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和交通运输条件被认为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些因素又在收益递增机制下自我强化,可能不断加剧工业集聚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从这一视角来看,浙江的重要优势可能就是因为它地处长江三角洲,更加接近国内大市场,同时,它又拥有宁波和上海的港口条件(这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里也很重要),从而接近国际大市场。而浙江星罗棋布的小企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工业区又在收益递增机制下不断地聚集更多的工业生产活动。相比之下,广东的经济地理优势则显然与靠近既是大市场、大港口,又是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的香港有关。这些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直接作用表示为箭头(2)。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不是否定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地理的差异也看作一种偶然因素,例如,浙江和广东所拥有的大市场本身就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可能导致初始的工业集聚,然后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的收益递增影响而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对于这种作用机制,我们在图3中通过箭头(4)来表示。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于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空前关注,但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的重要性在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中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但是,这些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以经济地理或者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为中间机制的。例如,经济的开放可能会导致工业在靠近国际市场的地区集聚,这时经济政策通过经济地理对工业集聚产生了影响,这一机制可以通过图3的箭头(5)表示。再如,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加强一个地方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政府放松对于经济的干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这时,经济政策就通过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工业集聚产生了间接作用,在图3中用箭头(6)表示。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变化改变工业布局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围的重要性则相对有所下降。Davis 和Weinstein (2002)的研究也发现,在日本历史上,对外开放也加快了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的成长和城市间规模的差距。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显然也是导致地区间工业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经济的开放导致珠江三角洲的工业集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距离香港这个大港口、金融贸易中心以及大市场非常近,这时,经济开放这一经济政策就通过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工业集聚产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改革以后广东和广西在工业集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但是,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作用并不一定要通过经济地理或新经济地理的中间变量来产生,这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重要不足。一些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经济政策并不是可以任意调整的,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强作用,从而表现出政策的路径依赖性。有些经济政策的调整甚至也可以被作为一种偶然因素(比如说由于地方政府的领导受到某种认识的影响),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往往也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Arthur,1989)。经济政策可以直接导致工业集聚的例子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例如,人们普遍观察到中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有时地方政府甚至直接投资于工业开发区的建设和工业项目。在这些政策之下,地方政府力图通过干预政策加快地区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是对当地的工业发展有正面的推动作用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保护主义的政策可能还是抵挡不过市场竞争的力量,不仅最终不利于当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加重地方经济的负担。不管政策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在图3中用箭头(3)表示政策对工业集聚的直接作用。

   有时,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完全偶然的,而是本身就受到一些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影响尤其明显。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城市的设置主要是针对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原因就是希望这些地区在获得了特殊政策以后能够更好地发挥出经济开放政策的作用。很多研究都指出,改革之初这种经济政策的地理上的倾向性是导致后来工业在沿海地区集聚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可能对工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政策完全是因为各级政府认识到了广大的西部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的不利,从而有必要采取一些政策抵消由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地区间差异。所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时可能是与地理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我们在图3中用箭头(7)来表示。除了经济地理因素以外,一些新经济地理因素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在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三省(特别是辽宁)得到了大量的工业投资,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这其中就与东北地区在建国前有较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和交通基础设施有关。在市场化改革以来,东北的工业地位明显下降,被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迅速赶超。但是,由于东北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较高,资本装备也较好,使得放弃东北的工业基础也成为成本巨大的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这一政策的实施显然又是受到了东北的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对于类似的机制,我们在图3中用箭头(8)表示。

   总之,收益递增性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使得不论导致工业集聚的因素是什么,工业集聚都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经济地理的文献中非常强调历史因素的作用的原因。

   政策的地区倾向性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经济地理因素是导致工业集聚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同时,经济政策也对工业集聚和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经济政策对于区域发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要知道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就有必要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带有地区倾向性。此外,我们还需要知道,如果政策的地区倾向性的确存在的话,那么这种政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缩小地区间差距。

   在我们所掌握的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中,D émurger等(2002)是最早将地理和政策的因素放在同等位置进行研究的文献。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是将那些原本就比较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作为了经济政策的试验田(参见表1),而这些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的开放)又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改革前一阶段的经济政策是加大了地区间差距而不是相反。

   那么,倾向于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为,首先,这与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有关。显然,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之所以将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作为了经济政策的试验田,是因为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是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重要的目标,这时,区域间的差距没有被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收入差距(包括区域间差距)的扩大将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当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中国政府适时采取了一些旨在缩小地区间差距的政策,其中最为重大的举措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③]其次,改革后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也对倾向性的经济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在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作用非常强,而改革之后,以财政分权为标志,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与此同时,在改革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以经济增长的表现作为评价政府官员表现的最主要指标的,[④]因此,获得了较好的增长业绩的地区的政府官员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进入更高的领导层,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政府政策对于增长目标的强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级政府都有激励去实施一些具有地区倾向性的政策来加快部分地区的发展。

   总体来看,东部沿海沿江等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势的地区在改革之后取得了更快的发展,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果控制地区间差距成为政府关注的政策目标的话,那么,政府政策就应该去减少市场力量拉开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特别强调控制地区间差距的目标。相反,中国政府的政策由于带有地区倾向性,反而成了加大地区间差距的力量。在我们看来,近年来中国政府转而强调对于地区间差距的控制,并实施大力度的平衡地区发展的相应政策,标志着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中国的市场整合与市场分割

  

   在上一节中,我们总结了地理和政策两大因素是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上,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导致的地区间发展的差异是顺应市场化改革的趋势的,这一点非常好理解。举例来说,外资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出于寻利动机,当然会选址在地区条件优越的地方,而这一起点的差异就会在收益递增机制下导致工业的进一步集聚,而这又表现为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从而导致地区间差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把由地理因素导致的工业集聚作为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格局的“顺市场力量”。这种“顺市场力量”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为重要的线索。但是,仅从这一线索来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就只能了解整个故事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我们想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被加强,地方政府由分权体制得到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同时也产生了分割市场的动机,地方政府(主要是省一级政府)往往认为,分割市场有利于本地产业的成长,可以通过保护当地的企业和封闭当地的市场来增加当地居民就业和保证政府税收,还可以加快地方弱势产业的成长。显然,地区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逆市场力量”,它是影响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格局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越来越被近年来的研究所重视。在这里,我们试图以财政联邦体制(federalism)的形成为线索来探讨导致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逆市场力量”的体制背景。

   保持市场化的财政分权体制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以地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的这一指标非常高,显示出中国是非常分权的(Jin ,Qian ,and Weingast,2001),而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该比重分别为34%和22%(World Bank,1996)。图4考察了1953至2001年间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在总财政收入和支出中的比重。从中不难发现,自196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中期,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模式,较为清楚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地方财政支出比较相对较低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激励不足,也可能是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下降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展开了第三次财政分权改革,[⑤]1983、1984年在全国实行“利改税”改革,1986年配合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利改税”转变为税利分流。之后,地方政府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了上升的趋势。而从收入方面来看,除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而造成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区域经济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4996.html
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7-38、69页。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