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知识型领导人”胡耀邦——为纪念胡耀邦逝世35周年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68 次 更新时间:2024-03-05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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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知识型干部”、“知识型官员”是“知识分子型干部”和“知识分子型官员”的简化说法。人们用它指那些原来搞学问、后来从政的学者,或指那些一贯善思考、有独立见解的干部。胡耀邦无疑属于此类。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不但成了“大干部”,后来还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权且沿用这种说法,就叫他“知识型领导人”好了。在我看来,胡耀邦给人们留下了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知识型领导人”无疑是其中之一。

一、知识分子与“读书人”

何为知识分子?中国过去“知识分子”概念的门槛很低,似乎会“识文断字”都可以叫知识分子。在识字率不高的情况下这勉强可以,教育普及之后就明显过于宽泛了。不过,即使后来的标准,也大抵总以学历来判断,譬如大专毕业以上,虽然高于过去,仍旧显得过时。近代以来,国际上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研究不断深入,其定义早已日益严格。研究者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分布在各行各业,但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以脑力劳动谋生。以知识为业,不是指一个人拥有知识和运用知识,而是指他以教授知识、传播知识、研究知识、生产知识乃至创造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二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由思想发展的规律决定,持续深入的思辨往往使知识分子超越自己的专业而把思考延伸到人和社会的发展,也就必然视改善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为己任。

现代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脑力劳动者从劳动者中分化出来的产物。上面的定义,概括起来不外乎两条:外观上以脑力劳动为生,以知识为业;内涵上,不仅掌握知识,而且以人文情怀承担社会责任。从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讲,人们往往对第二条格外强调。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给近代知识分子下的定位被视为经典:“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于他们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自省力。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在这少数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书写的论述、诗或立体感的表现、历史的回忆和书写、仪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动,来把这种内在的探求形诸于外。超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标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余英时曾经概括了这个“知识阶层”的五条特征,特别强调的也是其中的人文情怀:“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

所以,“知识分子”的范围既窄又宽。说其“窄”,就是按照当代标准,并非所有掌握知识、“以传授知识为业”者都是知识分子。既然是脑力劳动者,就应该有自己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消费属于别人的包括知识在内的产品。脑力劳动的基本方式是思考。知识分子的思考在由物及人,逐步变成对人类命运、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思考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形成了一套认识、观点和道理,这就是他们的产品。当然,这个产品要得到认可,不但要在逻辑上自洽,而且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不管最后的结果和实际效果是不是满足这一点。为全社会服务,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不能提供这种产品的,就很难算是合格的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被叫做“知道分子”。国外学者举出的例子,包括像建造高楼大厦或机械装置的工程师,脑外科医生,金融家以及多数在商学院、工程学院或体育部门的人们,虽然都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但实际上很少被看做是知识分子。

而说其“宽”,又是指知识分子群体不限于某个或某几个领域,而是分布于各行各业,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如是描述“知识分子”概念的开放性:“‘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非是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的种类的描述,而是‘一种广泛开放式的邀请’。”从这个角度讲,“知识型干部”、“知识型官员”等说法,大概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严格说来,干部不是以传授知识为业。用了“型”这个词,就可以把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也包括进来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把读书学知识与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读书为了做官,读好了书才能做得上官,名曰“学而优则仕”。所以对知识分子,包括以传授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和已经做了官的知识分子,又另有一个称呼:读书人。这可能是对知识分子最中国化的叫法。并非有能力读书的都叫读书人。自觉与书为伴,把读书作为爱好,不断从读书中汲取精神营养,提升自己、兼济天下,这样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人,才配叫读书人。

胡耀邦十四岁之前受了大约8年的教育,尔后断学,投身革命。和陈独秀这样以教书为业、已经在知识界树有声誉的大知识分子相比,说他是知识分子大概会有争议,最多只能算小知识分子。但叫他读书人,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可贵的是,有8年教育为基础,胡耀邦养成了爱读书、好读书的习惯。胡耀邦的爱读书是出了名的。按长期担任胡耀邦秘书高勇先生的说法,读书,可以说是耀邦工作之外的最大“嗜好”。胡耀邦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做到了内省自己、兼济天下的读书人。爱国的人文情怀,原本就不分大小。我极其认同《胡耀邦传》作者张黎群的说法:“他是饱学之士,是政治家的学者,是学者的政治家。他是一位在学习上的成功者,堪为后学的楷模。”

二、“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

如果说,“知识型干部”或“知识型官员”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用起来的一个时髦词,那么,“知识分子干部”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则在党的历史上早已有之。

我们知道,政党往往都由一些知识分子首先发起,共产党也是如此。其道理在于,政治是一门整体性的学问,即把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加以整合的学问。这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有一种天然契合。因此,政治往往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他们对政党的那种热衷。不仅共产党,即使同样深受苏共影响的国民党最初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王奇生先生的概括是准确的:“考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至于分别形成两个不同的政党,则只是源于不同的认知、志向和对意识形态的不同选择。

共产党把目标定在“实现共产主义”,强调要“解放全人类”,为此甚至可以诉诸武力对抗,抛头颅洒热血。因此吸引了大量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成为党的骨干,即“知识分子干部”。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胡耀邦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党要壮大自己,少不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不过这样一来,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动力就不可能不多元化了。“实现共产主义”固然吸引人,但仅此还不够。这类规模的组织能够运作起来,是因为他们遵循一些共同的原理。在这方面,读一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会得到不少启发。奥尔森首先指出了像政党这样的大型组织(他的意思是把像家庭这样的微型和小型组织排除在外,它们的运行另有其特殊逻辑),往往存在一个基本矛盾:既为组织,必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个共同利益的实现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让其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会付出很多,而得到的回报并不相称,反而不积极参与者也能搭便车共同分享这一利益,那么,这个组织就会缺乏动力。奥尔森发现,实践中这个矛盾的解决靠的是组织的两个产品:一是组织的共同目标,这是公共产品;二是在组织内让那些积极参与者也能及时获得好处,如薪资、职务、地位、名声等,这些和组织的共同目标没有直接联系,被称作“副产品”。

像中共这样的党能把成千上万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除了共产主义这个长远利益,也有对工农眼前实际利益的满足。毋庸讳言,在大量的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工农阶层中由此引出的投身革命和入党的热情与动机。其中最强烈的,首先是生存:“跟党走,有饭吃”。放牛娃出身的陈锡联在他的回忆录中饶有趣味地讲到他参加共产党队伍的经过:大革命时期,有一次遇到几个共产党宣传员来村里搞宣传,讲到地主老财欺负穷人,穷人应该组织起来和他们斗。“听了这些宣传,我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穷人要想吃饱饭,不受欺辱,就要合起伙来跟地主老财斗!这就是革命。只要革了命,穷苦人就能挺直腰杆,就能过好日子。”这种方式的“思想觉醒”,无疑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在大力扩展党的队伍时,这种情况表现尤甚。有学者在一本研究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发展的书中描述:发展党员时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致使入党条件实际上形同虚设,以至于很多地区在发展党员时,“最高的要求是赞同抗日,最低要求是知道共产党,说共产党好,即要他参加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一份文件中甚至讲到,山东某县1940年前有三分之二的“抗日党员”,即只知抗日而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出自当时中共临清县委的说法: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的党员大发展时期,这里“所有党员干部入党动机,真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没有一个,多数是为个人求出路而入党,马马虎虎的被别人拉进来和投机入党的占1/3以上。”

从人数巨大的工农基础中,也成长出大批党的骨干。与“知识分子干部”相对应,他们被称为“工农干部”。顺便说一句,“工农干部”这个称呼本身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从比例上讲,当时我国工业落后,产业工人数量少,党内真正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大数量的党员、干部,都是农民出身,或者是刚从农民转化过来不久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怀疑中共是“农民党”,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把大部是农民、少数是工人的干部混在一起合称为“工农干部”,明显包含了政治上的权衡与得失算计。

毋庸说,两类干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即使不是党内的唯一矛盾,也至少算得上主要矛盾。知识分子通常本无生活无着之虞,多数还是供得起读书的富裕人家出身。他们参与政治,主要是被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所吸引,被精神上的追求所激励。工农分子,则不能不说首先是为了吃饭。需要声明,这里没有贬低谁、抬高谁的意思。追求自身摆脱贫困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反过来说,理想也未必都代表真理。并且,从正面看,正因为有差别,两者之间才有很大的互补性:知识分子通过和工农打交道,可以更了解中国底层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工农干部通过接受理论,使认识升华,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就大目标而言,两者完全一致。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是两类人的共同目标,也是两类人能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至于说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那也很正常,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党内自然不例外。

还应当指出,两类干部不但可以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甚至在相互影响之下会出现身份的默默转换。一些原本除了反抗压迫之外没有别的想法的工农干部,在党的大熔炉里学习了知识,学会了思考,自己也变成了知识分子,成了知识型干部。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讲到过这种转换:“我们工农出身的干部,经过二三十年的培养提高,难道还是原来那个意义上的工农干部吗?我看不同了。我们有许多干部,二三十年前相当没有知识,现在有的很有知识,已成为某些方面的专家、学者。”胡耀邦自己就是这类人的典型写照。反过来,另一些原本的“读书人”,由于了解了社会,全身心投入了实践,完全融为了工农的一份子。典型者如毛泽东。

一个健康的政党,应该是能够把内部各种成分有效整合在一起、整体力量大于个体简单相加之和的组织。

三、胡耀邦现象是知识分子干部命运的缩影

如果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矛盾是党内主要矛盾之一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进而言之,处理好、解决好这个矛盾就是关系到党能不能健康发展的大事情了。事实恐怕也真是如此。回顾党的历史,虽然总体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时有进步,但也有太多的教训。不得不承认,党在前进道路上发生的许多挫折,都与此有关。

在处理党内矛盾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是苏共斯大林的理论。这一理论,核心的一条,是把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观简单、直接地用到党内。说到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最流行的是所谓“毛皮论”。知识分子是一个不确定的阶层,他们之间立场迥异,就像“毛”一样,分别依附于不同阶级的“皮”上。姑且不论“毛皮”的比喻是否精确,至少有一点还算明确,那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固定地看作属于哪个阶级。然而,当这种观念被列宁用于分析当时的俄国实际时,问题出现了。列宁的许多主张并不为当时的俄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于是出现了思想的论争。其中最激烈的论争都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既然不同的观点被认为有不同的社会阶级背景,那么,在论争中,列宁很自然地就把与布尔什维克观点不同的知识分子看作其他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敌视。列宁把当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归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从头到脚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同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条件没有那么低下,从事的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接近或在某些方面更像‘体面的’上等人;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要生存就必然依附于某个有力量的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才可能‘豢养’他们;他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代表着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等等。”列宁也承认,“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但在他看来,那只是例外。

这种认知和思维方式,随着“一声炮响”传到中国,被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下来,变成了不可质疑的真理,成了支配党的发展和党内关系处理的决定性原则。概括起来,它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

首先,它成了对知识分子另眼相看的直接根据。众所周知,党内一直高度关注加大工农成分比重的问题。其背后逻辑是对知识分子的恐惧和警惕:让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入党,提高他们在党内的比重和作用,有使党改变性质的危险。这种认识,长时间在党内占主导地位。暂且不说大革命后非要选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所表现的那种幼稚。那以后,工人、农民因阶级成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党内,而知识分子入党往往受到更多的限制,也仍然基本上是一种常态。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41年,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发出指示,要求按照比例对党员成分进行调剂,把各种社会成分党员的比例明确规定为:雇农和产业工人应占全体党员的20-30%,贫农、佃农、手工业者占全体党员的50-60%,中农与富裕的手工业者革命知识分子不得超过20%。虽然这个指示受到上级的批评,但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认识看,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中央对此提出批评时指出的可能后果,后来实际上是不幸而被言中的:“在下层组织执行过程中,为了达到规定的成分比例,一方面会引起大量清洗、随意清洗、不经考察清洗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大量发展、随意发展、不经考察发展的倾向,即大量发展工人、贫农成分的党员,大量清洗其他成分的党员。这对巩固党、提高党的质量都是不利的。”

其次,它把党内生活置于一种很难称得上健康的状态中。党内存在不同的认识、观点和看法本属正常,通过平等、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才是一种“健康态”。但按照苏共理论,不同的思想、观点和认识都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于是,工农干部的立场、观点往往天然“政治正确”,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观点,不管是否正确,只要有异,就很容易被挂上“左倾”、“右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处于被批判、被讨伐的地位。这等于是一种“有罪设定”,对于党内政治生活有非常消极的影响,是导致党内政治长期处在不健康或亚健康状态的根源。众所周知的延安王实味事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问题还在于,这种状态一旦制度化了,便很难改变。为什么党内总是僵化有余而创新不足?为什么党内斗争经常显得残酷无情?为什么党内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假大空”盛行?为什么党内生活经常沉闷、甚至出现万马齐喑的现象,以致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号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都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上述认知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再次,它有使党失去自我净化、自我纠错机制甚至蜕化变质的危险。批判性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质,在任何制度和组织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约束权力的功用。然而,动辄上纲上线到阶级立场,不但使党内出现了思想禁锢,也使知识分子本身开始分化。越来越多原来的知识分子自觉放弃思考,成为“驯服工具”。这意味着,对权力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解除。及至后来,更多以往的知识分子在对所谓错误思想不断讨伐的过程中为了表现自己,转而变成了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而那些不甘随俗、保留着独立思考和人文情怀的人,则始终是被改造的对象,在不断的被运动中饱经坎坷与磨难。特别是执政后,党的事业的一系列挫折都在加重这方面的趋势。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斗争,还有后来的“文革”,本质上都是对独立思想、独立思考的整肃,其结果有目共睹。

仅有的几次对知识分子看法的改变,其中包括1939年作出《关于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1956年周恩来首提、1961年重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只是战略策略层面的变化,远远说不上是对以往理论的反思。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终于进入党的正式文件,才表明这种反思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展开。邓小平、胡耀邦专门为此发表讲话,胡耀邦1978年10月31日的那篇讲话还对为什么不再提“改造”知识分子作了说明。这都是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但后来的实践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思并不彻底,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讲是停滞不前、半途而废了。胡耀邦当时就描述过的现象,即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和厌恶心理,“总觉得他们不行,不是自己人”,恐怕到今天也观念犹在,且根深蒂固。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胡耀邦。“知识型领导人”是胡耀邦形象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构成胡耀邦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形象”始终给我们激励的同时,“现象”则总有一种挫折感相伴随。这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知识分子干部”这一类人。说白了就是,不是因为他的“爱较真”、“书生气”,而是因为他本质上是“读书人”。这说明,对于一个领导着现代化并且自己也须走向现代化的党来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推而远之,在更现代、更科学地建构党内制度和党的文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问题上,反思旧模式、摆脱旧思维,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退休一级教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发展与创新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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