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老三届”之殇——谨以本文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65 次 更新时间:2007-06-11 23: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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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殒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辨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骄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殒落了!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最近中国的媒体开始了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活动。其实,这个纪念似乎早了点,1977年的高考时间是当年的12月,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入校,已经是1978年的春季了。不过名不符实是中国的习惯现象,不必深究。

  “老三届”这个词,是一个中国特有的词汇,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候,当时在中学的高中,初中的三届学生(即66~68届高、初中毕业生)。这批人中绝大部分后来当了知青,也有少部分去了工厂和军队。前者人数一说是1500万,一说是2000万,后者人数不详,不过据我的经验估计,大概在10%。

  与老三届相对应的一个词汇是“新三届”。新三届有好几个版本,如一,69~72级初中毕业生,即老三届的弟妹们;二,恢复高考后的77~79级大学生,等等。这里取第二种版本。

  为什么要引入“新三届”概念?因为新三届与老三届的某种密切的关系,及其重要的意义。其实本文题目,更准确地应当叫做《“老三届”中的“新三届”之殇》。念起来拗口且啰嗦,我自作主张地将这一群体简称为“老新三届”。

  许多纪念文章都提到了恢复高考改变了老三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实际上,从这两个方面讲,它都是不充分的。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在1977~1979年的三年高考中,录取学生大约有100万人(当时号称“百万雄师”)。而这100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20万人。其中77、78级学生中这个比例高些,到了79级,老三届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如果以1700万计(1500万知青加当工人和参军的),那么通过高考改变个人前途命运的幸运儿不过只是其中的1.3%;,以2200万计,则不过0.9%。这个比例十分可怜。当然,此前的“工农兵学员”大概也有100万,不过工农兵学员中的相当部分,是高干子弟,是老三届中的特权阶层,以及老三届以下的几届学生。即使加上工农兵学员的100万,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老三届,也不过只占其总数的5~6%左右。

  本文着重讨论第二个方面,即“老新三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老三届是新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群体。他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大体出生在1947~1952年,在红旗下与新中国共同成长。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简单概括其特点:第一,接受了一定的文化知识的训练和系统的理想教育,目睹了新中国所有的建设成绩,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第二,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苦难,甚至在后期参与其中,比如在文革中充当先锋,又遭到抛弃,因此对新中国的体制弊病有深刻的认识;第三,通过上山下乡和参军、当工人,是真正与中国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结合的一代知识分子,经受了其他代际人群难以想象和难得经历的磨难与锻炼,对中国真实的国情和艰苦的生活有真实的体认,并对结束文革起了特殊的作用,如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其主体是老三届。

  文革结束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也就是新三届中的老三届,也就是我命名的“老新三届”,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除了上述老三届普遍的特点之外,又接受了正规和系统的高等教育。在大学里,这个经过历史的磨难和历练的群体,极其强烈地表现出由狂热趋向冷静,由冲动趋向理智,由盲目趋向思考,由浮躁趋向执着的特点。当时社会对他们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以为这三届大学生网罗了中国的具有独特优势人才,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政治运动磨炼,又有难得的中国底层生活经验,同时具有系统文化知识教育的年轻群体,能够担负起中国现代化的骨干作用并最终担负领导责任,最终把我们的国家带入繁荣、强大、民主。人们希望,这个老新三届能够为我们贡献出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师级学者。甚至当时党和国家有意作出某种制度安排,以让老新三届在毕业后以非常的方式迅速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一定领导层,比如处科级。

  老实说,老新三届在大学中就表现出了某些独有的优势,甚至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比如,他们提出了“振兴中华”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迅速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与回应;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在年龄大(入学时甚至有30多岁的)、负担重(许多学生已是拉家带口)、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不利条件下,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学习的刻苦精神,也表现出明显的学习优势(主要是丰富的实践经验促进了知识的批判性吸收,以及学习的主动性),引领了全社会的学习文化知识热潮;他们在文坛发动了“伤痕文学”运动,在校园举办了各种学生的文学与学术期刊,以及其他形式的文艺活动(如演出各种政治话剧),从政治、文化、伦理各个方面开始了对文革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他们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与了1980年的大学所在地方的基层民主选举,甚至在校园里形成了一场“民主运动”。

  1982年起老新三届陆续结束本科学业,大部分开始重返社会,少部分继续研究生学习。由于上述的全社会的期许与制度的某种安排,他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这里仅以政界和学界为例:政界的这批人,一方面逐渐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重要智囊人才,在设计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则担任了各级基层的领导职务,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实际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这批人,着力进行着更加深入的中国国情与进步的研究,并开始从经济与政治体制上深入反思与设计中国的制度框架。当然,由于资历所限,地位所限,他们的作用往往不太明显,而且有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不过在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所发动和组织的改革开放中,在政界和学界中的中坚大多是改革开放派,包括了各个年龄段和各种经历的人才。在这一过程中,老新三届大概只起着一种辅助和次要的作用,并未进入决策和操作的主体层面。不过这种情况在1986~1988年前后有了一个改变,在那几年,主要由高校留校的老新三届和就职于党政机关以及社会各种研究团体的这部分人的发动,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与研究,比如他们继承“伤痕文学”的余绪,制作了电视专题片《河殇》,更深刻地思考中国的体制弊病,更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运动得到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回应,邓小平在他已经形成的党和国家体制改革的认识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而党中央则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可惜的是,这个改革因八九年的事件而夭折。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是老新三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这一代人及至这一群体对社会最有价值的回报。其后近20年至今,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虽然也有人乐观地夸奖“如今的新三届,在各条战线上是支撑门户的栋梁之才。他们当中有党政要员、科技精英、商界老总、机关干部、公司职员、厂矿车间技术骨干……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宏大的生力军,是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群体已经湮灭于时代的泥沙俱下的大潮中,其光环日益褪色,风光不再。甚至老三届这个词也已经很少被人们提起,只成为这个群体自感自慰自我惋叹的符号,与及封闭性的自我联系的脆弱的纽带。老三届中的大部分即没有进入大学的知青部分,成了中国城市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好多成了下岗工人。而学界、政界、商界的老新三届,即其中精华部分,虽然有极少数精英人物进入政界的省部级、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商界的大老板行列,也大部分进入了或曾经进入过各种级别的领导岗位(在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机关,他们占据了大多数的司局级的领导岗位),不过从整体看,他们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变得十分平庸和无聊,不但并未出现过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师级学者,而且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他们,也多是循吏。他们并不如当初全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发挥改造社会、引领国家前进的作用。比如综合地看,这一群体中成绩最大、最成气候的,应当是以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电影界的“第五代导演”,他们的经历,尽显了老新三届的所有优势,在电影界这一特殊领域中,“对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手法,特别敏锐,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在选材、叙事、刻划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艺术性上和政治性上都有不俗的成绩,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却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不过饶是如此,他们最终也走向平庸,一派无病呻吟、以形式上的华美掩盖思想上的贫乏的窘状。就现实的影响力而言,他们甚至还不如“草寇”出身的冯小刚。终于,在干部政策年轻化的时代潮流下,社会各界的这个群体也到了55岁以上,开始整体地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虽然他们在政界硕果仅存的几颗明星,也许会在明天再度辉煌,但即使如此,当这几颗星星意欲大展宏图的时候,举目四望,簇拥在其麾下的,也已经很难找到他们当年大学宿舍里“睡在上铺的弟兄”。

  老新三届近乎悲惨的消亡,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我们为他们叹惋的同时,不能不追索其中的原因。

  大体说来,其中包括了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因素。

  从内在因素讲,应当客观地承认,这个群体在有诸多优点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按照顾则徐的说法,这个群体是有严重残疾的,“它蹶着腿,没有拐杖可依,如小头或大头症患者在马路上甩着手徘徊一样,在新与旧、闭国与开放、蒙昧与开化之间痉挛。一方面为作为‘骄子’而自得,一方面则哀叹失去过太多美好时光。一方面以为成了知识人,一方面则只能背诵有限课本上的几点教条。一方面怀疑、否定着‘文革’笼统的过去,一方面则固守着‘文革’的养成。一方面期待善良,一方面则习惯了残忍。一方面追求着和平,一方面则随时一激动而诉诸暴力。一方面渴望着美好,一方面则以为进步着的一点一滴已经是最美好。一方面盼望着物质的一己占有,一方面则摆脱不了对马主义、毛思想的内在崇拜。一方面已经失去了固有的信念,一方面还要用美好的言辞打扮那些固有的教条。一方面为新输入的任何观念狂热,一方面还是习惯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尺度划分其敌友、是非。一方面为失去了共产理想而轻松,一方面坚持这个理想的美好性,并为不能实现而忧愁。一方面欢呼新事物,一方面又视花衬衣、迷你裙为洪水猛兽。一方面痛恨陈规陋俗,一方面服从、拥护、执行着几乎所有腐朽、专制的指示、指令。一方面……一方面……集体患着无法摆脱的精神分裂症。”

  顾则徐的话不免失之于苛刻。不过如果考虑到顾本人正是老新三届之一员,是这一群人中最有身份意识的思想者,我们倒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类似于鲁迅那种严于解剖自己的境界与风格。其实上述的“一方面……一方面……”也许在许多时候正是他们的优点:执其两端,守乎其中。我个人认为,这个群体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还缺少更深厚的学养。他们上小学、中学时,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缺少系统的学习;上大学时,已经不再是最佳学习年龄,以及当时大学知识系统的陈旧,他们收获的知识成果有限;毕业后,由于年龄和外语水平的缘故,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能够继续深造,更少有去海外深造,从而对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理念一知半解,不能以世界的角度和人类最先进的知识来对中国进行认识和改造。上述“第五代导演”的表现正是这一缺陷的生动例证。还可以拿他们与“右派”群体作一个比较。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接受了系统的完整的教育,相当多数曾经负笈海外,因此具有中外结合的知识优势,所谓学贯中西。所以,当文革后落实政策后,这个群体突然爆发了文化、学术与政治的能量,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至今余响不绝。

  但更主要的是外在因素。这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主导,另一方面是当政者的忌惮。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闪现了亮丽的一耀之后,这个群体就逐渐消失在中国社会的视野之中。1989年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夭折,社会生态日益恶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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