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历史观  世界观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威胁

　　 美国是世界首要强国，自诩拥有全世界超一流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为何却在“世界属于全人类和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与中国为敌将自食恶果”等常识性问题上屡屡犯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对华思想、理论存在问题。

　　 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抛出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公开把中国确立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和“最主要的对手”。2021年1月，拜登政府执政后不但没有在对华问题上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在围堵和打压中国的政策上加速推进。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也使世界面临的大国竞争风险有所上升。为此，我们不仅要明晰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而且要从哲学思想、历史观和世界观、战略理论等方面追根溯源，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原因，进而有效应对挑战并主动引导两国关系发展。

　　 一、缺乏有纵深度的历史观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是一个建国历史最短但霸权维持时间较长的大国。作为相对年轻的大国，美国没有过多历史包袱且富有创新精神，但因其缺乏历史的纵深度，特别是坚持“美国例外论”，更使其难以借鉴和吸取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

　　 关于大国兴衰的历史，无论是美国的政界还是学术界都有其独到的认识和研究。从华盛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其中不乏有识之士的客观现实之论，至于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受到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启发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吉尔平指出，当霸权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将逐渐走向衰落，而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寻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意愿也将变得更为强烈。[1] 奥根斯基（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提出的权力转移论认为，后发国家的实力因工业发展而得到迅速提升，并对既有国际权力结构产生不满，从而对霸权国家提出挑战。[2]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则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过度扩张是霸权国家衰亡的主要原因。为维持对外扩张，霸权国势必将国内的生产重心向国防安全领域倾斜，这将挤占经济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源，进而拖累经济发展，使国家实力遭到削弱。[3]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指出，“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和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4]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将基辛格所观察到的大国兴衰更替归纳为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性领导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周期约为一个世纪，即两个“康波周期”。[5] 随着霸权国国力日衰，单极化权力结构逐渐松动、分散，最终以一场全球战争催生新的领导国家。[6]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受到其思想理论的局限，却很难形成基于世界各国和本国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比较客观、科学的历史观。

　　 第一，“天命论”的优越感。一是美国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而创造了美国的历史。自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北美以来，他们肩负“上帝使命”，即实现“山巅之城”理想的意识便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灵魂之中。而随着自身的成长壮大，美国人也愈发相信自己的国家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禀赋。美国著名文学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外套》中就表达了作为“上帝的选民”的骄傲。他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被选中的民族；我们是当代的以色列；我们拥有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经注定，人类期待着我们做出一番伟大事业；我们的灵魂也对此感同身受，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避难所的责任”[7]。而莱因格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带有“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宗教因素。[8] 二是英、美霸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的传承。“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广泛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这一优越感的驱动下，美国人认为自己与血统相同的英国理应齐心协力共同推广先进文明，领导世界事务。1836年，《里士满问询报》在报道阿拉莫战役时质疑墨西哥军队能“战胜勇敢而坚定”的得克萨斯人，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9] 1839年《纽约先驱报》则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定要统治整个西半球”，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使命是建立“全世界自由的政府、自由的制度和文明的最高等级”。[10] 三是美国和西方的制度优越感。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对于自身政治制度有别于欧洲“旧大陆”的“落后专制体制”而骄傲，并对此保持着超常的信心，以至于认为其为最完美的制度体系。这一优越感在冷战结束时达到了顶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彼时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治体制的终极形式。

　　 第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对美国战略界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少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美国国父华盛顿在给开国元勋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金科玉律是，我们唯一相信的是各国必须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行事。”[11] 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同样认为，国家间的外交互动本质上是利益和权力之间的角逐，他呼吁美国外交应坚持实力至上原则，因为“外交若无实力为后盾是软弱无力的”[12]。二是美国继承了欧洲“宁为海盗不为农夫”的传统思想。不少历史研究者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13] 私掠船制度的实质是国家支持的海盗行为，其背后充斥着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海上私掠文化起源于英国，美国潜移默化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通过宗教手段为其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掠夺、屠杀行为披上了道义的外衣。[14] 三是与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的博弈以及对亚非拉国家的侵略、掠夺。美国建国后即开始走对外扩张之路，其先是利用“门罗主义”将美洲视为其势力范围，并不断通过谈判、购买甚至战争的方式来扩展领土及殖民掠夺。1803年以来，美国陆续从英、法、西、墨、俄等国手中夺取大片领土和海外殖民地。约翰·奥沙利文（John O’ Sullivan）还因此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昭昭天命”论，成为美国对外侵略的“科学依据”。追根溯源，美国的价值观由其输赢观所主导，这种文化基因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在扩张领土、谋求区域乃至全球霸权的过程中，美国都充分展现出其为了攫取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特点。

　　 第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学术思想。美国学界强调“寻找世界的普遍规律或价值”，主流理论流派均侧重于寻找历史中隐藏的共性机理或发展方向。一些理论学说在分析问题和指导政策实践上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整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的束缚。美国学者在考察历史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史作为世界历史演进的中心，缺乏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的客观研究。而且，美国学界的众多理论创新来源于欧洲的经典理论思想。例如，现实主义学说的前提假设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源于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关于权力与政治的思想。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学说则受到洛克、康德等思想家的深刻影响。此外，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也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美国学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作为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分支，马汉的海权论首次提出了广义的海权概念，并将海权视为国家强大的决定性条件。[15]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成功崛起为一个商业、军事帝国。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基辛格的均势理论更多地强调多极均势，但仍不愿放弃美国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在思考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新秩序时，基辛格建议美国在欧亚地区建立全球大国均势体系，以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16]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论也同样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为核心目标，他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的结论中宣称，“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有能力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显著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关键性仲裁作用”[17]。

　　 （二）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

　　 20世纪是美国国力迅速上升的世纪。美国自恃是一战、二战、冷战的“胜利者”，对战后世界发展的大势和趋势视而不见，并形成了以维护其霸权为特征的当代历史观。

　　 第一，领袖主导观。《联合国宪章》强调“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但作为其主要起草者之一的美国却不以为然。遍阅战后美国的官方文件，充斥其中的都是“美国领导世界”，从杜鲁门总统到拜登总统，无一例外。杜鲁门将朝鲜战争视为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挑衅与试探，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理应进行坚决反击。[18] 杜鲁门随后更是以此为借口下令将军事干涉范围扩大至中国台湾地区，[19] 以守护所谓的“永不沉没的航母”。艾森豪威尔以“多米诺骨牌”理论作为干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借口，[20] 并成为此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指导原则。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通篇充斥着“领导世界”的话语，明确强调要继续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21]

　　 第二，经济霸权观。美国战略界精英很早就认识到，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贸制度是其扩大对外贸易、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保障。在杜鲁门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认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恢复和平与繁荣的关键是在美国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展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22] 二战后，美国谋求实现世界经济霸权这一目标主要表现在组织机制、规制话语、美元主导、经济分工等方面。由“怀特计划”衍生而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而且和之后应运而生的“马歇尔计划”共同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两大全球性金融组织及在美国推动下达成的关贸总协定，成为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贸体系的支柱力量。同时，美国还通过加权投票制、重大事项85%以上多数通过等国际组织规则安排，以及一系列国内贸易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巩固其经济霸权。制度上的绝对话语权使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然保持着绝对的经济优势。

第三，战争万能观。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发动或参与相当规模的战争，如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进入21世纪后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这些战争缘于美国“用战争换和平”的谬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