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按语为《中国改革》杂志所加]

编者按：尽管杨继绳先生的文章不乏闪光之处，编者仍然对他的基本分析不敢苟同。本刊秉持“兼收并蓄”之一贯传统，一方面坚决维护他发表意见的权利；另一方面，编者把不同意见以按语形式插在文中，相信读者有鉴别能力。

近几年来，在底层群众中，新闻媒体上，在学术刊物和学术著作中，经常表现出对中国改革现状的批评和对改革前景的忧虑。这些批评和忧虑又集中到社会公正这个问题上。这里所说的社会公正问题，是指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错位，即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改革的成果要多。由社会公正问题引发出对改革方向的批评、对市场经济的批评者也大有人在。

（按语：三大差别不断加剧的问题，难道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概括吗？）

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实现社会公正。呼唤社会公正时，不能否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不能认为社会不公是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

最近批评资本、批评市场的文章多了起来，过去多年耳熟能详的某些论断又以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方式在耳边回响。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赞同是不是过于天真？

对于中国改革，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

第一，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放弃。　

计划经济体制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作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成为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这种体制和民主不相容。

（按语：可是，据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新近的研究成果，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过计划经济。如果秦晖的研究可信，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是否有驴唇之嫌？）　

第二，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是正确的。

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走什么样的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揭露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也是人们所公认的。因此很多人探索走第三条道路，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道路。在八十年代，我们理论界也曾花几年时间进行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企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但也没有结果。近几年来，批评市场经济现实的某些思想派别，也没有指出一条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新路。看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除了走市场经济道路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世界上没有最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最优，而是较优。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可以通过民主办法，减少市场经济有害的一面。

（按语：可是，就连以“吴市场”著称于世的吴敬琏教授都在反思他当年的主张，认为市场也有“好坏之分”，甚至直接批评我们搞的恰恰是个“坏”的；难道老百姓就不能在那个坏“计划”，和这个坏“市场”之间另外摸个石头？）

第三，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选择，今天回过头来虽然可以讨论，但如果否定这种路径选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新旧并存的双轨制，因而造成了种种后患。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改革者们只能选择这样的路径。因为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一条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高低，但没有超人，人的思维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历史的。用今天历史条件下的眼光来否定当时的选择是不合适的。

（按语：本刊本期发表了当年直接在改革第一线的吴象老人文章，揭示中国农村改革不是被什么人“选择”出来的；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也证明不存在什么“渐进”。但愿今人能够摆脱“意识形态化”的解释。）

今天来自不同方面对改革现实的批评，对改革前景的忧虑，是因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在原来没有料到的问题当中，有三个问题最令人关注。这三个问题有的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有关，有的与改革路径有关。　　

第一，怎样解决在中国特有的改革路径中伴随的社会不公正。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在相当意义上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往往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

在许多时候，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在相当范围内，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缺乏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不当运用的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那些给予他们暴发机会的政府官员作回报。虽然生活中不乏勤劳致富的例子，但常常是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黑金收买权力，权力创造黑金，在一些地方出现黑金政治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两难的选择：从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发展私有经济，而在此过程中却大量存在权力和金钱的交易；从社会发展需要，我们必须加速民主化进程，但在现有条件下的民主化成果，很可能被当今的强势群体所独占。　

第二，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两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不少企业的做法是经营者对国有资产一次性买断，经营者成了资本家；职工身份一次性买断，工人成了雇用劳动者。面对当今劳动者被资本奴役的状况，面对资本横行的状况，过去几十年向人们灌输的马克思批判资本的论断，重新显出了生命力，不少原来否定计划经济的人们，重新在两种制度之间痛苦地徘徊。　

在发展经济中不可能没有资本，资本在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制衡机制，就会出现资本奴役劳动的情况。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劳动者追求收入最大，政府追求整体利益最大，三者的博弈达到动态平衡。目前我国就缺乏这种平衡机制。　

第三，怎样防止过度消费压榨自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有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这三个动力实际就是一个动力：消费。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出口是外国人的消费。从某种意义来说，市场经济就是消费经济。所以，鼓励消费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企业为扩大产品销售而鼓励消费，政府为扩大内需而鼓励消费，鼓励消费的手段花样翻新，信用制度还鼓励人超前消费。市场经济督促人们加速消费，鼓励人们变着花样享乐。市场经济制度是一架加速消费的发动机，这架发动机没有制动器，没有限速器。

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并不幸福。甚至和人性相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使资源日渐枯竭，还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规律相悖。　

市场经济造就的高消费生活方式能持久吗？难道我们不能摆脱市场力量的推动，更理智地生活吗？这使我们对增长质疑，对市场质疑。　

当前一些批评市场经济的声音，一些批评改革的声音，也是从这些疑惑中产生的。

（按语：相信大多数老百姓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没有异议）

这些年来，我们说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寄希望于深化改革。认为只要深化改革，各种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说法只适用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前，今天说到深化改革，却有令人忧虑之处。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已经转向了以财富为中心。这个变化使得改革的动力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很多改革是由社会利益集团主动推进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改革是主要是由政治力量推动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推动越来越需要借助于非政府的财富的力量。

（按语；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于：既然上面指出权利与资本结合，财富自然不可能成为“非政府”的推动改革力量；尤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垄断资本）

社会变革是由各种力量构成的社会合力推动的。当前推动改革的合力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社会力量体系中，强势群体起主导作用，决定着合力矢量的指向；弱势群体力量微薄，对合力矢量的方向作用很小。按照当前社会合力的方向深化改革，必然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会更加严重。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形成，主要是改革成本承担和成果享受错位的结果。让当今中国的强势群体来推动改革，可能会造成比过去更大的不公正。然而，在改革中要回避这种力量，只有不改革。不改革，中国更没有出路。这是又一疑惑。　　

在平等和效率这架天平的两端，都有奴役人们的“暴君”——一端是金钱的“暴君”，一端是权力的“暴君”。所以，这架天平需要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架平衡的天平。它把两个“暴君”都排除在外，既有足够的效率，又有适度的平等。这架天平上的珐码需要适时调整，以免天平倾斜。这是理想主义的期望。当时的改革者们都有这种期望。但是，１０年以后的现实，天平却向一边倾斜而得不到调整。当初的理想主义者也感到无奈。　

以上问题在现有的思维框架中不可能找到答案。思路要创新，不能局限在现有的思维框架里，思路非突围不可。

（按语：本文之所以无解，恰恰在于没有思路创新……）

（杨继绳，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贯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学术头衔。）

来源：《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