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考姆勒斯:过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该改变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2-10-06 1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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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考姆勒斯  
在这方面,同样有必要提及依靠合作和相互依赖进行决策的博弈论分析。(43)

  

   公司治理很重要。教科书中探讨的那些简单企业,已被雇佣数十万人的巨型跨国公司取代。这些公司的治理不仅对经济产出起重要作用,还能够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逃避国家监督。(44)与跨国公司相关的问题很多,涉及跨国经营、转移定价、资本流动、避税港、委托代理等,它们都需要重新关注。教科书中讨论的过时的夫妻店式作坊,已经不适用于当前企业。跨国寡头垄断企业的利润,是由企业中成千上万员工共同创造的,这些利润很难根据经济理论进行清晰的分配。股权分配取决于法律结构、政治权力以及公司治理状况。面对巨额利润,寻租显然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45)

  

   市场缺位(46)意味着后代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对于了解全球变暖的危害和许多国家日益庞大的国债规模至关重要。(47)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世界迫切需要一整套绿色新政,以抵御气候灾难。(48)没有充分的政府规章、监督和适当的体制结构,市场无法长期运行。(49)为了保护消费者,确保系统稳定性,需要防止市场和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50)在这些目标实现的同时,还要防止规制俘获,防止游说集团控制政府机构。(51)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消费者保护有助于顾客因知情而作出满意的决策。

  

   市场自身不能提供道德监督,因为市场不是基于此目的设计形成的,(52)道德监督必须来自经济体系统之外,(53)而公正或公平却是社会经济体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虽然法律上的机会均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事实上的机会均等,那么也不足以实现公正。(54)罗尔斯说,当且仅当由个人选择自己生活于何种社会时,只要个人是随机进入的、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社会才能被认为是公正的。(55)在一个蒙着“无知面纱”的公正社会中,人们很可能接受社会契约,因为人们都倾向于规避风险,不愿意落到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56)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以初始禀赋为基础进行机会分配,它就不应被认为是公正的,而是与人类的公平价值观相违背的。

  

   经济学家不承认经济增长存在生态约束,相关政策建议缺少生态约束。(57)基于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社会继续依赖化石燃料而非可再生能源,日益加剧的生态污染必然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58)不大幅减少碳排放,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无视环境学家的警告,后果非常严重。(59)大自然正在进行的报复性惩罚历历在目,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挑战似乎还在遥远的未来。复杂(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实质就在于,随时可能发生突然的变化,并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我们迫切需要考虑发展经济的其他方法,需要将许多问题纳入经济学主流范畴,包括生态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环境退化以及地球与人类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60)必须将注意力从经济增长上转移,正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问题。

  

   经济学家在强调税收会减少福利的同时,忽视或轻视税收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基础研究等公共产品,以及维持政治制度稳定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应该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是经济的生命线——创新和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这正是政府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过去几乎所有的技术革命,从互联网到今天的绿色科技革命,都是靠国家的大规模投入来推动的”,“美国政府就推动了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诸多创新”。(61)尽管私营企业对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但它们无法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

  

   三、传统经济学重理论轻证据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GDP增长或收入增长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但应该清楚地看到,产业革命以来250多年的空前经济增长,并未能够带来大范围的繁荣或幸福。(62)主流经济学家无视这一矛盾。对他们来说,理论比证据更重要,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但却无视15万美国人因绝望而自杀的事实。(63)他们忽视有关幸福研究的证据。(64)他们未能理解,就生活质量或政治稳定性而言,如果没有包容性,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讲是徒劳的。(65)毕竟,经济增长不能防止出现分配冲突。(66)

  

   经济活动的目标不应该是GDP最大化,而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67)聚焦GDP增长,而非寿命、教育、幸福、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安全或平等,这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GDP飙升的西方国家,市场也无法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68)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无法治愈我们的病症。在世界幸福感排名中,英国排在第15位,而美国列第19位,(69)这些目标本应更高。尽管西蒙(H.Simon)很多年前就表明,人类依据获得的满足感进行决策,(70)但主流经济学仍然坚持约束性优化的观点,完全忽略了这一矛盾。约束性优化意味着,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在他们的期望水平下,寻求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后者太困难且基本无法实现。他们没有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的时间、精力、金钱和认知能力。

  

   在现实经济世界中,价格接受型企业实为罕见,如今经济为巨大的跨国寡头和垄断企业所主导,它们手握着巨大的市场和政治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为自己谋利;然而很多主流经济学仍将其关注点放在完全竞争模型上。(71)将现实这样简化为完全竞争模型,绝对不能说是无害的,因为这些模型对公众话语的影响深远。(72)权力控制不存在于完全竞争模型中,而寡头企业、垄断企业和垄断企业家确实拥有影响工资、价格和立法的权力,这些权力对社会最底层人群的伤害性最大。因为政策的超额负担在穷人的收入中占据更多份额,消费者在这种市场结构中面临的寡头垄断和垄断价格,对穷人的伤害最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过于依赖数学。(73)“经济学专业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误将披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外衣的美感当成真理。”(74)经济学家过多依赖基于数理推导的模型,带来了对现实的曲解,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不符合“约束性优化”条件,如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及其对不平等问题的敏感性。(75)一个数学模型该如何模拟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与民粹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重要经济议题。(76)

  

   四、主流经济学失误带来的后果

  

   经济学家忽视了收入和财富集聚带来的危险,因为“经济权力可以通过明显的渠道转化为政治权力”。(77)反过来,权力的集中也是对政治制度的威胁,因为民主建立在广泛且分散的权力基础上。(78)而且,通过经济制度安排、税收结构、放松管制和高管薪酬等因素,政治权力对经济产生反馈效应,其日积月累成为决定经济演进的关键因素。但是,经济学家却对财富及其权力的集中熟视无睹。占美国财富1%的家庭平均拥有2500万美元的巨额净财富,(79)还有40%的成年人连400美元的应急资金都捉襟见肘。(80)1979-2013年,美国1%的家庭收入平均增加了近6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只增加约1.1万美元。(81)就连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也说,不平等的加剧“令人不安”,担心可能“引发破坏性的经济衰退”。(82)

  

   经济衰退激起了强大的民粹主义浪潮,为主流经济学始料不及。“就像英国成功脱欧一样,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是一种愤怒裁决,针对的是数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仅仅有利于顶端人群、却让普通人感到无能为力的全球化”。(83)经济学家未能发现,政府的责任之一是维持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衡。政府只有确保能将不平等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避免出现社会不公正和失去民众支持。(84)然而,经济学家却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视为理所当然,没有看到必须保有能抗衡新兴寡头权力的其他权力。这是美国政治制度蜕变为寡头控制,并难以有效运作的原因。(85)在收入分布的右端是收入与财富的集中,在其左端是人们挫折感的累积,二者的联结是有毒的混合物。(86)只有当政府发挥保护作用,才不至于使权力分布的对立达到爆发点。剥夺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相对剥夺也是如此),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所谓的“无耻之徒”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87)因此,广泛且分散的权力分布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必要前提。认识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市场本身无法实现这种权力平衡,非常关键,否则将难以理解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普斯这样描述低技能工人面临的不利局面。“这种挫折不仅使处境较差的人失去了收入,而且还失去了包容性——他们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和薪酬,包容性正在逐渐消逝”;“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不关注包容性的概念,因此未能相应地给出任何补救措施”。(88)如果穷人没有得到足够多政府的保护,他们因缺少获得信息的渠道而未被政府所影响,局势就会变得特别严重。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被认为是严谨的,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宣称“效率”“经济增长”和“自由”均有利于社会发展,他们丝毫不质疑这些因素在现实世界产生的可疑后果。无视市场局限性与这些信条的矛盾,这本身就泄露了他们隐藏的价值判断。(89)尽管他们大量使用数学工具,但遵循的不是基于证据、观测和可证伪的严谨科学程序。(90)

  

   经济学家徒劳地将自己的基本准则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上,他们为了能够用微积分推导出自己的命题,往往作出不恰当的简化假设。这种方法论造成了历史性错误,因为他们无视其政策建议给社会、政治和人们心理带来的重大影响。他们的学说使他们主张减税,却没有考虑到减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即导致寡头政治的兴起和社会契约的破裂。他们的学说使他们主张放松经济管制,但却无视其对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影响,以致触发经济危机,摧毁数百万家庭,瓦解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他们的学说使他们鼓吹全球化,而无视全球化并非帕累托最优的方案,会对低技能、低教育程度的劳动阶层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在做这一切的同时,还主张把社会保障程度降到最低,仅仅是为了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而不要依赖福利制度。即使在他们的模型明显行不通,现实世界与模型假设存在很大出入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假设。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创造一种21世纪经济学,它应聚焦于人,而非那个已经灭绝的物种“经济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应该结合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思想。只有抛弃那些失败的假设,不再沉迷于虚构的市场,而是将理论建立在现实世界各种情境的证据之上,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诚然,实现这种全面的范式转变,“理智地来看并不容易”。(91)毕竟,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背后存在着具有政治色彩的世界观,还有众多财力雄厚的既得利益者在支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从现在起就开始摒弃错误的方法论。否则,只要我们的思想仍困在被黑板经济学雄辩地勾勒出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繁荣的自由社会,就不可能有尊严地生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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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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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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