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百年理论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4: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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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  
为人类前进和发展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种高度的期望值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在这里,传统与现代得到有机汇合、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理念被解构并臻于辩证的对立统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辩证地看待传统与现代,必然涉及如何看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问题。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长期持续渗透,造成了西方文化等于现代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对民族传统文化日益重视,但伴随全方位对外开放,“西学东输”依然是“长江滚滚东流去”。不能否认,“西学东输”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跟上时代、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存在照抄照搬甚至趋之若鹜的倾向。西方文化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西方流行的概念和方法才是学术前沿,得到西方文化评价体系认可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作品等等观念颇有市场,而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实践、体现文化自信的创作与研究常常得不到重视和尊重。正因为此,习近平同志在论及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突出强调文化自信,强调中国本位。他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就此,习近平反复重申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方针,要求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文艺作品,等等。

   如果说上述分析主要是从文化吸收和借鉴的角度展开的,那么从文化交流交往的角度看,适应世界多极化、全球化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择其要者如下:首先,文明的多样性是多彩世界的根基和体现。人类各种文明,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其次,文明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无高低优劣之分。再次,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交流互鉴而更加丰富多彩。各国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有容乃大的理念,摒弃傲慢和偏见、封闭和自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让文化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待世界文化的态度和胸怀。

   三、党引方向,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共同发力

   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另一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特别体现于文化管理体制上,因而和道路的关联更直接更具体。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凸显的,但却是党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党和政府不仅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领导者、管理者,同时也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供给者,文化受众几乎没有自主性、选择权。对文化生产与供给的最初挑战来自“社会”,准确地说来自文化受众个体,然后是市场,这是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继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思想文化而言,开放所起的作用是最显著的。“左”的思想与实践被否定了,新的实践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新的思想也在探索、孕育之中。新旧转换之际,某种文化真空出现了。填补这一真空的是在国门打开后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文化,既有林林总总的学术学说,也有五花八门的文学艺术,既有阳春白雪,也有大众化的电影电视、流行歌曲。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化世界突然展现在经历了长期单调单纯精神生活的中国人面前。随着眼界的开阔,随着自我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刻板的说教式、政治化文化作品逐渐被冷落甚至引发反感和叛逆,党和政府单一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输送依然在延续,然而却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如果说,这是党在改革开放后领导文化事业发展遭受到的第一波冲击和挑战,那么,第二波来自市场的挑战则更猛烈更强有力,并最终促使党认真思考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处理问题,启动文化体制改革,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之路。

   1988年2月,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翌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市场管理局。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有专门的段落阐述“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一方面,伴随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告别“短缺经济”,民众在“温饱有余”后精神生活需求空前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了文化需求的自主性、多样性、选择性。单一的文化供给不可能适应这一新的文化需求结构。实际上,市场背后反映的是民众通过购买而进行的投票。

   有市场就会有产业,2000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 ,2001年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压力预期,更促使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区分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由此,十六大报告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文化体制改革涉及发展文化产业,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内容。自2003年至2012年,第一期文化体制改革落下帷幕。党的十八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文化体制改革背后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在长期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党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特点和时代要求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文化产品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商品属性,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遵循市场规则,通过商品交换,转化为群众的消费。也就是说,只有把文化产品变为商品,变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效益越好,社会效益就越实在”。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存在矛盾,这个时候就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不能成为市场和资本的俘虏。坚持将社会效益置于第一位,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明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过程中实际存在的过于看重经济效益、市场导向的倾向,更加强调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意识形态属性,目的在于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和风清气朗的文化空间。

   二是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从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看,党是总揽全局的领导者、方向引领者,政府是管理者、落实者。由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党的领导比其他领域更为直接和全面。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机构改革,党的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的强化就是印证。从国际上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模式。根据学界的研究,法国、日本属于国家主导型,美国、德国属于市场主导型,英国则是政府与社会的合治。国情不同,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政(治)教(化)合一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在当代中国文化改革与发展中,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并通过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既有历史传统,又是制度需要。

   当然,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并非意味着回归传统的文化体制,恰恰相反,“以改革促繁荣、促发展”已经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所谓党和政府主导,是在改革管办合一旧体制的前提下,党管意识形态,管方向管大局管中长期规划,政府主要在政策法规、市场与行业监管、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一言以蔽之,党政一起发挥主导作用,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鲜明特色。

   党政主导并非意味着党和政府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唯一主体,事实上,在党政之外,还存在市场和社会主体。关于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前文已有论及,此处不赘,这里我们聚焦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发挥。根据学界的一般性共识,在中国作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会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就文化领域而言,随着政府行政权力逐步从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微观领域退出,由文化组织和文化机构所承载的社会性职能就必须由社会和市场来弥补。进一步言之,就是要发挥社会的主体作用,注重行业组织、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尤其是注重引导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国际经验表明,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促进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社区是城乡民众日常生活的共同体,社区和社区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可及性、便利性、可参与性等优势和特点。社会是由公民构成的,所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最终都要落实到公民参与上来。公民个体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有机体,它不仅是服务对象与享受者,而且还是服务的提供者,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时代,其文化创作与传播者的角色作用是此前无法想象的。事实上,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程度,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重发挥社会在文化创造与传播中的主体作用。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成熟认识,简言之,即党引方向,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共同发力,繁荣中华文化。

   综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看到,其始终围绕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主题演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顺利展开与否也直接受到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整体探索正确与否的影响。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文化发展道路与整个中国道路的紧密相关性。此外,无论是对文化一元与多样化的思考,还是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态度、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始终围绕的核心是:一方面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没有方向就没有未来,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没有多样化发展,不能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文化繁荣便不会真正出现,方向的正确也就无从体现。发展方向与繁荣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只有在二者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中,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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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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