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动词存在论与创造者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4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23: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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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只有创制了如此这般的存在才成为“如此这般的”人。因此,人在于动词,动词定义了人。

   创造物和创造者形成了“互构”的对称存在,于是,创造者与创造物也是可互换的主语和宾语。人作为创造者是创世论里的主语,但创造物反过来再造了人类,因此,创造物是存在论里的主语。既然创世论与存在论是同一的,创造者和创造物就形成了自相关的关系,互为主语和宾语,不可能划归为知识论里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与客体关系。认识者哲学里的“人”是假人,主体被假定为不变的先验自我,这种想象并不能赋予人以绝对价值,反而把人定位为事物——凡有不变同一性的存在都是“物”。不变的先验自我把人变成了物,人就提前死了。尼采认为人成为主体,上帝就死了,福柯接着发现,主体也死于荒谬化的现代性。更准确地说,其实人早就死于绝对独立而孤立的主体性,死于对上帝的复制粘贴而把人变成了自己想象的偶像,而偶像化的人不是活人,人与上帝同归于尽了。在另一个方面,知识论把创造物当成客体或被动的认识对象,创造物也就失去了精神或思想意义,也等于死了。认识者哲学的标准知识模板停留在牛顿力学,尚未良好消化生物学和量子力学,因此无法表达创造者与创造物互为主体或互为客体的“奇怪”关系。

   作为创造物的文明事物可以被分析、研究和解释,但不是“良好的”知识对象,因为创造物自身过于活跃而缺乏必然性、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律性。以文明事物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即使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也无法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因为文明事物具有测不准的自主性。非自然而具有历史性的文明事物只能被解释。文明不仅具有历史性,更“奇怪”的是,甚至具有生命性质。文明是活的,具有非常强大的主体性,因此有能力反过来再造了人。作为创造物的文明不是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与人共在的存在,人与文明互相寄生。文明是创造者给自己布的局,创造者创造了文明就身处自己创造的局中而变成被创造者,于是,人与文明之间甚至形成了权力之争,正如马克思发现的,经济制度是支配人的权力,而福柯进而发现,话语也形成支配人的权力。

   动词是本源性的存在论事实,同时创造了创造者和创造物。创造物并不具有独立于人的“彼处性”,不在宾格中,而在所属格中,因此,文明事物是“我们的”才具有意义,同时,人也不是独立于创造物的主体,而是属于文明的存在。文明与人具有同构性,是人的化身,或反过来,人是文明的化身,这两种表述同时成立。文明长成什么样,人就长成什么样。如果把人看作一个完成式的形而上学概念,就是把人看成物,以为人有个不变的形而上自我,因此才会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于是人缩水为一个知识论对象。事实上只要人类一直在创制,人的性质就具有未来性,“人不是什么”才是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的存在常态,既是本源状态也是未来状态,更是问题化的状态。

   这个问题化状态意味着人是个没有结论的问题。笛卡尔的公式“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其实要比胡塞尔的改进版公式“我思其所思”(ego cogito cogitatum)更具当代性。胡塞尔假定了不变的形而上自我(ego),而笛卡尔只承认动词性的我思。不过,笛卡尔的我思只是证明了意识本身,却不能证明任何客观性,也不能解释我思的建构性。这一点上胡塞尔强过了笛卡尔,胡塞尔证明了我思建构了意识内在的“客观”对象,但仍然无法说明外在事物。如果不能说明外部世界,人就变成无处可在无处安身的幽灵。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同时建构意识内在性和事物外在性的动词,即一个“内外通吃”的动词。“我作”正是兼备内在性和外在性的跨界动词,同时创造了思想和事物。“我作”的观念谋划落实在外在世界,创造了事物或事物的秩序而占领了外在性,为“我在”创造了真实的存在论场所,于是,“我思”不再是流浪的幽灵。如果不能证明存在有其“所在”,存在就是空话;如果存在没有落实为创造性的动词,存在就无法说明自身之外的任何事情,只停留在“存在即存在”的重言式,或者说,如果存在不是一个及物动词,就什么也不是。所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动词先于名词,“做什么”先于“是什么”,“我作”定义了“我是”(ego)。

   动词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就在于动词改变了存在状态。如果存在没有变化,就没有形成需要思考的问题,变化就是问题——始于易经的洞见。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人类有能力制造问题,却没有充分能力来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人类制造问题的能力大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与解决能力之间的不对称迫使人类只能以继续创造而制造新问题的方式来“解决”旧问题,因此人类被迫始终处于创作状态才能够继续存在,而继续创造意味着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因此,人类没有希望达到普遍必然的存在,历史也不可能终结,只是从一种可能性到达另一种可能性,始终存在于可能状态里,既没有“必然王国”也没有“目的王国”。

   普遍必然性貌似知识论概念,实为形而上学概念,因为在经验知识里不存在普遍必然性。普遍必然性的条件是莱布尼兹定义的“在所有可能世界里为真”,那是逻辑和数学的世界。人存在于“低维度”的现实里,人创造的可能生活有属于人的秩序,但秩序不是真理,而是对自由的限制,是人作茧自缚的生活事实:人创造了约束自己的秩序。创造者成为创造物的囚徒,因此人经常反抗自己创造的秩序,不断自我提醒始终面对的“创造者难题”:人何以判断所创造的秩序是合理的或是好的?这个自反问题的极致是,价值标准也是人自己设定的,并不存在客观标准。所有哲学问题都与此自相关问题相关。如果“我思”思考的是外在事物就产生知识;如果“我思”思考的是“我作”,就形成自反性的思想,即人对自己的解释,于是产生哲学问题。

   创造者和创造物的互相建构意味着两者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人类的难题并不是“上帝死了”之后出现的主体自由难题,而是与上帝并列而同构的“创世”问题。人类苦于能力有限,因此人类的创制必定陷于自证的困境:在没有绝对标准的情况下如何证明自己创造的事情是合理的或是好的。这是一个无限重复的问题。比如说,人类创造了道德的概念,道德的根本意义在于自我牺牲,这几乎是高尚的唯一标志,至少举不出别的标志。可是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何把自我否定的牺牲理解为道德?这个问题的深刻在于,如果没有自我牺牲,就不存在道德了——在自我牺牲之外的所有伦理规范在实质上都是利益计算,诸如不杀人不说谎之类,都是博弈论能够解释的自保策略和博弈均衡。道德行为必定违背博弈论原理,因此道德始终是一个谜,肯定有理由,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人类所有秩序的基础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生活建构起来了,但理由尚未找到,所以说,人类创造的所有秩序一直都是成问题的。

   “创造者难题”迟迟没有成为思想的焦点,或因为在很长时间里人类生活的基础观念和秩序相对稳定,没有陷入严重的危机。凡是不要命的事情,人都不会严肃对待。危机一直都在,比如人早就发现了悖论,被认为很有趣,却没有重视悖论所暗示的危及思想基础的严重问题,直到百余年前的“数学危机”,人类才意识到几乎任何观念系统都存在着漏洞和悖论。数学危机仍然不要命,老哲学泰然处之。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能使哲学惊醒,就意味深长了。对世界大战的反思被意识形态的冷战掩盖了,这是人类思想重大失误之一。人们试图在两种错误的意识形态中证明其中一种是正确的,这是排中律被滥用的一个典型事例。现代的两种意识形态虽然对立,却是现代性的孪生两面,其错误根源是同一的,都以为找到了普遍价值观可以用来建立相应的社会秩序,然后历史就终结了。可是并不存在相当于真理的绝对价值观,在复杂的人类生活里,每种价值都在与其他价值互为条件才生效,因此都是有条件的;其次,也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排序,即使现代最为推崇的自由,也不是第一价值。价值观的线性排序是人为想象,事实上各种必要价值同等重要,或并列关系,或循环关系;再者,足以终结历史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秩序能够解决所有的矛盾和自相矛盾,因此,历史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意识形态阻止了对现代性的深入反思,使现代社会更加陷于精神错乱和价值观的四分五裂。

   现代是人类创制加速的时代,也因此暴露出人类秩序基础的许多危机,在此无法展开讨论,但可从几个以小见大的迹象来发现现代性的深层问题。本雅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敏感的发现:生活失去了“故事”,或没有什么故事值得讲述。这里的故事是广义的,包括神话、童话、史诗、传统艺术、古典音乐、诗歌和民歌以及“有教益”的经验故事。无论苦难还是幸福,兴盛还是衰落,生活都应该有故事值得讲述,故事蕴含着可共享的经验和生活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故事的进一步退场或边缘化意味着生活不再有共享的意义,现代小说、当代艺术、流行音乐或大众文化表达的或是没有共享价值的私人自我,或是商业化的流行话语,或是虚构的生活。迪士尼、科幻电影、电子游戏或网络游戏典型地表达了“反事实”生活,反衬地暗示了真实生活缺乏意义或缺乏故事,甚至缺乏吸引力。精神世界逐渐入不敷出,没有增量,只有损失。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值得不断复述而构成共同精神生活的“故事”。当代的一个典型经验是,少有艺术作品值得看第二遍,几乎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品,这意味着作品只是“事件”而无可复述的意义。也许艺术概念确实变了,当代艺术确实只是事件。艺术概念的变化是正常的,然而只有瞬间经验的作品终究没有能力建立精神意义。无法积累意义的当代艺术或商业电影是当代无意义生活的一个有意义的倒影。

   技术在加速发展而生活在加速失去意义,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深层问题。马克思最早发现这个恐怖的“异化”事实。在现代条件下,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统一组织到资本的运动中去,只剩下资本的运动是重要的,所有人及其生活都不同程度地失去意义。资本只是现代性“去意义”运动的一个方面。飞速发展的技术成为生活意义的第二个谋杀者,技术把所有人的生活统一组织到技术程序中而使之失去意义。资本对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的价值进行了统一标价,技术则把所有事情和所有人化为程序,而资本和技术的大一统终于全面实现了对生活的“去意义”而把所有价值收归资本—技术系统。资本—技术的大一统系统只是组织所有事物的功能,其本身也无意义,结果是人类生活彻底失去意义。许多人敏感到这个“意义的危机”,于是以身体为单位发动了各种抗争,垮掉派、嬉皮、吸毒、狂欢、同性恋、跨性别、神秘苦修、禅宗静修、素食、健身、节食、绿色生活、旅游、行为艺术,诸如此类,都试图以身体的私人经验来抵抗一切行为的程序化。表面上,身体是逃脱程序化的最后自由途径,但身体的能力仅限于身体,没有能力在身体边界之外建立精神世界,因此以身体为抗争终究是无效的。以身体为抗争的最高段位是人体炸弹恐怖主义,其能量也无法动摇资本—技术系统的权力。在资本—技术系统的世界里,身体的哲学是失败者的哲学。

   再看另一个深层问题。与“异化”不同,人类顽固地保留一种“未化”的原始野蛮行为,即战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都用于制造武器,自古至今都是如此。人类准备了可以多次摧毁地球的核武器,还有导弹、航母、生化武器以及太空武器。假如有外星人类学家来观察人类文明,一定会认为人类文明是邪恶的、不友善的、理性不足的畸形文明。霍布斯提醒说,只要看看人们的房屋都要上锁,就知道人们对同类是什么看法。武力始终是生存的第一条件,不发动战争只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无胜算。假如没有以武力为保证的法律,人间立刻变成地狱。有一个无法证实而属于科幻的宇宙理论,称为“大过滤器”理论,用来解释宇宙内“无数”文明可能灭绝的原因,其中一种自取灭亡的“过滤”就是文明内斗。尽管人类文明的级别仍然很低,属于初级文明,却已经准备了足以自取灭亡的武器,这一点证明人类文明有着严重缺陷,在理性上很不成熟。

   文明的基本成分是秩序和观念。从各种制度的功能来看,几乎全部是针对“坏世界”的功能安排。给定“坏世界”的条件下,理性原则是唯一的合理性标准,然而,人类的秩序远未达到充分理性。我们尚未知道建立有效秩序到底需要多少种理性,目前通用的是个体理性,但大量难题超出了个体理性的处理能力,显然需要更多维度的理性,比如关系理性。只要理性不充分,人类的秩序就必然存在悖论、矛盾和自相矛盾。人类虽是创造者,却弱于并且受制于自己的创造物,人类发展了文明却对付不了文明返回给人类的问题。因此,哲学有必要从认识者的问题转向创造者的问题:人类凭什么建立如此这般的秩序和观念?更好的秩序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人类文明需要被创造成什么样?这是人类关于自身的存在论问题。

   哲学的未来性不是预测,反而在于对思想的反思和重新奠基,在于使存在始终具有创造性的初始状态,使存在始终成为存在的本源。创造者必定以“最好可能性”为设计原则,这是莱布尼兹关于上帝之思的人化转换,人类同样试图发现“最好的可能世界”。不过,人类智力的局限性注定永远无法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创世存在论问题永远没有终极答案,人类只能使“动词”最大限度地接近理性。我们已经论证了,存在就是去创造存在,创造物是创造者的存在论证明,于是,创造者—创造物的存在论关系优先于心—物或主体—客体的知识论关系。如果不去成为动词,人类就什么也不是。“人是什么”是个无真值的问题,“人做什么”或“人被做成什么”才是事关存在的问题。今天的“创造者—创造物”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和资本的大一统系统正在把人类变成新奴隶,而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是一种陈旧而片面的理性,正在把文明推向新野蛮时代,今天人类的基本危机与万年之前一样仍然是生存危机。这是一个从所未有的创造者难题:创造物的支配力超过了创造者的控制力,创造物几乎压倒了创造者。创造者哲学是否能够破解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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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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