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动词存在论与创造者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23: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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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是否合理?是否最优?这不是寻求真理的问题,而是寻求最好可能世界的创世论难题。

   认识者试图发现自然万物“是”什么样的,但对于文明,即人的存在秩序,应该被创造成什么样的,却不是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与上帝创世有着类似境遇的创世论问题。人制造了自然中本来没有的秩序以及失序,人是始作俑者,没有现成真理可以参照,这就是创造者的存在论迷茫(ontological aporia)。主体性的先验理性没有蕴含创造的原理,准确地说,创作没有原理,创造者的思想对象既然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的无穷集合,就必定包含永远的不确定性,而创造者本人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人是不靠谱的创造者,没有充分的理性,即使有理性也不够用,理性无法处理的事情太多。但无论如何,既然创造了文明秩序,人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

   创制一种秩序就是创造这种秩序之“所是”,创造者必先有这种秩序“应该是”的概念才能够创作这种秩序之“所是”。创造者以创世论的方式思考了可能世界之“可能是”,同时以价值论方式选择了“应该是”的可能世界,然后以存在论的方式实现一个可能世界。因此,在创世存在论里,可能性先于应然,而应然(ought to be)先于实然(to be)。当人以创造者的身份来思考和行动,就颠倒了从必然性到可能性的逻辑语法,也颠倒了从实然到应然的存在顺序。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另类地解决了休谟问题,即实然推不出应然。这个解法并非去证明实然能够推出应然,而是另外证明了,被创制的事物预先蕴含了设计这个事物的价值选择,其“实然状态”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应然状态”,也就不用为推不出应然状态而苦恼了。于是,被创制的事物的存在论语义是“应该如此—那么如此”,相当于从“应然”推出“实然”。但愿对休谟问题的这个迂回解法不会让休谟失望。

   形而上学里另一个关于本体与现象或本质与现象的疑惑,可称为“存在论的隔阂”,也在创造者视域里消失了。这个问题源于柏拉图的理念与经验事物之分,后来经过怀疑论的质疑而在知识论里演化为“事物本身”(相当于康德的自在之物)与“经验现象”的隔阂。怀疑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质疑:事物看起来(appears)是如此这般的,但没有任何办法知道它本身是(is)如此这般的。造成这个存在论隔阂的原因是:(1)假设了事物本身及其本质。这是毫无证据的纯假设;(2)事物本身的独立规定性,即本质,在经验中不能“给与”(given)经验者。这也是一个未决证明的假设。据说给与我们的只是一些不能说明事物本身是什么的感觉材料(data)。这个存在论隔阂制造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悬念:在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背后有着永远不知道的真相,即定义了一个事物如其所是的本质,于是自在之物就成了知识论的心病。在认识者视域里对这个难题的最好解决是胡塞尔的理论。假设事物本身为x,x意味着外在的客观性。胡塞尔证明了,虽然主观性无法触及x,但意向性能够“构造”一个内在于主观性的绝对客观对象(x),有了(x)就已经形成了意识的完整性,也就无须为外在的x而烦恼了。这个知识论的解决虽然优美,但有个局限性,即终究无法解释我们身在其中的外在世界。放弃对外在世界的解释不等于问题消失了。

   即使有了科学的视野,我们还是难以确定事物本身是什么样的,比如不敢说就是量子力学描述的那样,因为事物的量子状态只是量子力学的理论和观察方式的结果,未必就是事物“本身”。但是,通过创造者视域却可以给出一个论证来消解存在论的隔阂:(1)在创世存在论里,本来就不存在事物本身与现象的存在论隔阂;(2)事物本身与现象的隔阂是一个伪问题。如前所论,创造一个事物意味着创造了其所是,因此,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创造这个事物的创意或设计,就是说,“我作”定义了“所作”之所是。那么,人创造的事物就直接给出了这个事物的本质,其本质完全涌现于这个事物的“在场性”(presence)之中,无所遗漏。维特根斯坦的“鸭兔图”提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以为这是关于主观认知的事情。心理学也发现了大量类似的主观知觉例子,然而仍然没有突破知识论的理解。这里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至少被人创造出来的“存在事实”是充分被给与的,本质完全涌现在其“在场性”之中,就是说,在场(presence)必定完全呈现(fully presented)。图形如下:

   这是不知道谁创造的一个由线条构成的事物,线条的构成方式就是这个事物之所是,不多也不少,等价于定义了这个事物是这个事物的创意或设计,这是无所隐瞒的完全在场,没有背后的秘密。至于构成线条的物质是量子态或别的什么状态,在此不相干,量子态说明的是任何事物的物理状态,并不是“这个事物”的意义。这个图形的完全在场已经是这个图形的充分意义,因此,这个图形的本质已经是“给与的”了,没有不可知的秘密。在不同的主观知觉中,这个图形可以“看成”凹的或凸的,但这些不同知觉并没有隐瞒这个事物的本身,无论看到是凹的还是凸的,都看到了这个图形的同样线条构成,就是说,每个人都看到了图形本身,只是理解不同。这说明了,本质并不在现象之外。进而可以发现,本质与现象的区分对于确定这个事物并无重要意义,相较而言,“体用”之分更有意义。体是一个事物的在场,用则是体相对于某种需要或理解的函数。比如这个图形本身是体,被看成凹的或凸的是用。在创造者视域里,存在论的问题与体用相关,而本质和现象之分是冗余概念。

   更重要的视域变化是,在创造者视域中,存在论并不研究“存在”,而研究“潜在”和“变在”,因为存在就是存在,存在解释了自身,不成问题。潜在意味着可能世界的集合,蕴含一切未来,变在把未来变成存在,把时间变成历史。“存在”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分界线:事物存在之前的问题属于哲学,存在之后的问题属于科学。所以,从创造者出发,创世论与存在论必定是合一的,这意味着,如果一种存在论是有意义的,就必须同时是解释人的创制的创世论;如果一种创世论是有意义的,就必须同时是解释人的秩序和历史的存在论。人的存在状态直接实现了存在论与创世论的合一:人创制了存在的秩序,同时又被自己创造的存在秩序所定义和支配。这是自相关的循环关系,主体—客体的对峙结构在此消失了。主体性和客观性之分只在认识者视域里有效,而在创世存在论里,人所做的事情并不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性,而是属于人的存在方式,人也不具有独立于事情的主体性,而是在所做的事情中成为如此这般的人。人与人的行动是一体化的存在论事实,人就是人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有动词的人,没有名词的人。

   四、名词思维与动词思维

   在名词思维和动词思维之外没有思想。名词思维试图通过研究概念去理解事物。研究概念不仅是为了研究事物,更是规定了事物,即以名定实。概念研究的理想目标是获得无懈可击的定义,尽管未必能做到,通常只是建立对意义的理解。名词思维的聚焦点落在概念化的事物之上,及物而不及道,即拒绝“变化”,因为定义要确定的就是事物的不变本质,或者说,名词思维试图解释“什么是什么”。“是”意味着确定性的定义,诸如世界是什么、心灵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等等。一个事物,当说它是什么时,就预设了一个有着封闭边界的存在及其不变的本质——定义的意思就是确定一个事物的存在论边界。如果名词所指的那个事物确实存在,定义就是关于那个事物的浓缩知识或至少是知识的索引。

   然而,在变化或不确定性的维度里,名词的定义破碎了。关于实在,不可能有超出科学的另一种知识,我们不可能在科学之外“哲学地”描述实在。有的名词甚至只是一个功能性的抽象概念,并无实在对应物,其意义只在语义解释,不属于哲学而属于语言学。名词的语义解释是思想关于自身的语言学知识,但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哲学,然而终究有其根本差别。关于实在的知识描述了对象,而关于概念的解释讲解了观念,这种讲解包含有逻辑的工作,更主要是语言学或符号学的工作,或字典的工作,甚至还有文学,但都不是哲学。分析哲学一度相信,只要逻辑地澄清了概念的意义,多半哲学问题就消失了。这个看法或夸大了逻辑分析的作用,但仍然不失为真知灼见。确实,在名词思维的空间里不能划归为逻辑、语言学或符号学的哲学问题并不多,这一点正说明名词思维不太适合哲学。

   名词思维容易形成对名词的崇拜。唯实论式的名词崇拜就产生了一种存在论的错觉,以为定义了一个名词就会有相应的存在及其性质,其中的逻辑类似于,上帝说什么就有什么。进一步的误导是,既然名词定义了实在,那么只要重新解释了某个名词就改变了实在的身份,相当于,说什么是什么,那就是什么。这个思路就比较危险了。这种概念唯实论(conceptual realism)在今天颇为流行,以为重新定义一个概念就等于改变了事实。假定我们决心为精神病人换一个不会引起歧视的名称,于是以“与众不同的人”来命名原来的精神病人,但事实并未改变。对精神病人的这个定义其实很高明,但大量以“政治正确”为理由的重新命名却是笑话,比如把智力偏低的人命名为“智力受到挑战的人”,反而是个过于醒目的标签。“以名乱实”最终只是乱了名和思维,而事实还是事实,未曾改变也无法改变。

   名词所指的事物,比如“如此这般的事物x”,并不因名词而存在,也不因为摹状词“如此这般”就真的如此这般。名词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假设,而不是一个证明,相反,是需要被证明的概念。从奥卡姆剃刀到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蒯因的“存在论承诺”已经说清楚了这个事情,无须多论。就是说,名词的所指都必须加上“假如”,即“假如有如此这般的事物x”。如果省略了“假如”,就可能产生伪问题,就会以为给名词加上问号等于产生了一个存在论的问题,比如,存在是什么?答案只能是重言式的“存在即存在”,不可能从“存在”本身分析出更多的意义。事实上,“存在”是一个语法功能,不是一个思想问题——存在是存在的唯一答案,问题即答案。

   名词并不必然蕴含问题,而动词却一定产生问题。动词意味着变化,意味着发生了一个操作而把一个存在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因此,变化即提出问题,于是有理由追问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办。就“思想语法”而言,问题不在名词里,而在动词中。需要反思的事情归根到底事关“做什么”和“怎么做”,而不是关于“有什么”——那只需要知识。关于事物的问号终止于描述,那里有知识性的答案而不是形成一个哲学问题。哲学的问题始终粘贴在动词上,动词的下一步还是动词,是无穷过程,意味着哲学问题的后继还是问题,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答案,严格地说,哲学问题都没有答案。

   “思想语法”不等于语言的语法。“在语言中思想”不等于“按照语言在思想”,否则说话就等于思想了。我们按照语言来说话,但不是按照语言来思想。思想关系与语法关系并不相等,类似于画面对实际事物的描绘,立体关系可以平面地描绘出来,但平面化的关系不等于真实的立体关系,只是我们能够通过平面关系可以看出原来的立体关系。类似地,我们透过语言看思想,思想的逻辑与行动的逻辑才是一致的。孔子的“正名”原则远不止涉及规范,而在深处蕴含着“名词以动词为准”的存在论原则。名实相符必须是“名以实为准”而不是相反。名词不能证明实在,而动词创造事实。

动词思维意味着把思想的问题落实在动词上,跟随动词去思考,拒绝名词里“名过于实”的诱惑,动词干什么,就去想什么,动词到哪里,思想就到哪里。那些不能还原为逻辑和语言学的真正哲学问题都与动词有关,都是对人类创制行为的反思,尤其是对人类所创制的存在秩序的结构和基础设置的反思,包括语言、观念系统、方法论(逻辑和数学)、知识系统(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价值系统、政治制度、法律、伦理、艺术。人类创造性地把秩序加于存在之上,人类的所有伟大成就在此,但人造的所有困境也在此,因此所有需要反思的问题也都在此。人类创造了存在的秩序,其合理性或可靠性并无先验真理为依据,就是说,秩序的基础并非预先的或先验的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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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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