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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原论》中的方法，其实已经在王亚南30年代的思想探索中酝酿。在王亚南诞辰120周年后的今天回望他的学术生涯，20世纪30年代正是塑造其经济思想的“轴心时代”。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王亚南全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06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郭大力：《译者跋》，载卡尔·马克斯：《资本论》第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763页。
②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9页。
③王亚南：《自传》，转引自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第20页。
④王亚南：《经济学史序论》，载《读书与出版》第2、3期合刊（1933年），第47页。
⑤王亚南：《经济学史序论》，载《读书与出版》第2、3期合刊（1933年），第47页；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第20页。
⑥王亚南：《经济学史》上卷，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
⑦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
⑧郭大力：《西洋经济思想》，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版。
⑨同注①，第764页。
⑩郑易里：《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资本论〉》，载《革命文物》1978年第3期，第45—46页。
11“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了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郭大力：《译者跋》，载卡尔·马克斯：《资本论》第3卷，第764页。
12同注⑩。
13关于上述德文版和日文版的翻译状况，参见宇野弘蔵、大島清編集『資本論辞典（縮刷普及版）』青木書店、1966年、695—696頁、727—729頁。
14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永安：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郭大力：《生产建设论》，永安：经济科学出版社1947年版。
15王亚南：《略论经济学之基础并答辛茹君》，载《读书杂志》第1卷第6期（1931年），第4页。
16同上，第10页。
17此处所称的“政治经济学对象有限论”概念援引自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此书是苏联解体前比较权威的相关教材之一。由于此书中译本并未附录许多专有名词的原文，故本文亦同时参考了俄文原版。Д.К. Трифонов and Л.Д. Широкорад, eds.,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2-е изд. ed.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3)。有限论的意义和中文常说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不太相同。中文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一般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相互补充，但有限论却否认广义政治经济学。
18即王亚南曾征引过的《国民经济学入门》（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早期中译本和日译本：罗撒卢森堡：《新经济学》，陈寿僧译，上海：中国新文社1927年版；ローザ・ルクセンブルグ『経済学入門』佐野文夫訳、叢文閣、1926年。
19王亚南的有限论思想残留至194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他指出：“广义经济学”只是“经济思想”，而“狭义经济学”才是“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要求”才得以形成的“近代严格意义经济学”。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第2页。但随后他又在另外一篇论文中订正了上述说法：“这里特附加说明，在拙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第一章第一节中，我自己也曾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严格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有作着科学研究的可能与必要。而在以前的社会，则无此必要与可能。那错误是从1933年旧版《经济学史》中沿袭下来的。新版第二版原已全面改定过来，但改订稿寄去，书已印出了。”王亚南：《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凡（下）》，载《新中华》第14卷第6期（1951年），第29页。
20辛茹：《短评：质王亚南先生》，载《读者》第1卷第1期（1931年），第113—115页。
21“总之一句话，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要求经济学之产生，亦唯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才有作为科学研究之可能与必要。”王亚南：《略论经济学之基础并答辛茹君》，载《读书杂志》第1卷第6期（1931年），第9页。
22王亚南：《封建制度论》，载《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1931年），第47页。
23《编者的话》，载《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1931年），第1页。
24最早涉及生产人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者，是以记者身分亲自在“闽变”时期的福州进行访问的伊罗生。他将第三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矛盾视为“闽变”内部最主要的派系矛盾，并称“社会民主党”将第三党挤出“人民革命政府”。伊罗生所称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读书杂志》同人。而旅日学者周伟嘉则在伊罗生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民主党”改称为神州国光社派。神州国光社即《读书杂志》的出版社。伊罗生：《在福建所见的“激烈”辞句与实地状况》，载《中国论坛》第3卷第3期（1933年），第1—12页；周偉嘉『中国革命と第三党』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1998年、184—220頁。
25同注②，第30页。
26编者：《论言论自由（代发刊词）》（1933年12月18日），载《人民日报》1933年12月21日，第3张第2版。
27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28《人民日报社社长易人：胡秋原辞职王亚南继任》，载《人民日报》1933年12月13日，第1张第3版。
29《首都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应向文委会重行登记：文委会昨公布第七次会议记录》，载《人民日报》1933年12月21日，第1张第3版。
30王亚南提出的方案可参见《人民日报大改革：决提早出版时间，一周后准每晨六时出报》，载《人民日报》1933年12月15日，第2张第1版。
31同注26。
32《王亚南氏昨在政训处讲演：题为新经济学，听众五百余人》，载《人民日报》1933年12月17日，第1张第3版。
33《人民日报》1933年12月18日（第3张第2版）、1933年12月21日（第3张第2版）、1933年12月22日（第3张第2版）、1933年12月23日（第3张第2版）、1934年1月9日（第3张第2版）、1934年1月10日（第3张第2版）。
34王亚南：《生产经济学（续）》，载《人民日报》1933年12月21日，第3张第2版。
35《建议生产人民政权共分八步进行》，载《人民日报》1933年12月14日，第1张第2版；《生产人民党总纲草案》，载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第55—68页。
36同注32。
37王渔邨（译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38王渔邨：《中国经济读本》，上海：一般书店1937年版。王亚南撰写此书之前还有杜鲁人（何干之）与任曙各自撰写的同名书，均由上海“现实出版部”在1934年出版。另外，王亚南的《中国经济读本》与本文前引《经济学史》上册、《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中国经济原论》、《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等专著均已重新校勘，收录于《王亚南全集》（厦门大学2021年版）中。
39森谷克己『支那社会経済史』章華社、1934年。森谷此书有三种中译本。分别是王亚南译本（1936年版）、陈昌蔚译本（《中国社会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以及孙怀仁译本（《中国社会经济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后两种译本都是全译本，王亚南译本则在译出森谷克己的全书之后，另外加上了自己写的绪论。
40王漁邨『支那経済読本』田中忠夫訳、學藝社、1937年。
41同注37，第22页。
42王渔邨：《中国经济读本》，第22页。
43章振乾（撰述）：《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闽西农村调查日记［1945年4月——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年。
44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45王亚南：《恐慌学说之理论的检讨》，载《文化杂志》创刊号（1931年），第1—18页。该文批判了中国经济学社成员唐庆增《马克斯经济思想与中国》一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不足以研究中国经济的论点。
46杜林：《评李权时博士的消费问题解决法》，载《新思想月刊》第7号（1930年），第1页。
47王既知：《李权时经济学批判》，载《二十世纪》第1卷第8期（1932年），第151—187页。
48赵兰坪：《经济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49吴世瑞：《经济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50李权时：《经济学原理》，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
51朱通九：《书报评论：批评李权时著经济学原理》，载《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第232—246页。
52刘南陔：《评李权时的消费论》，载《商业杂志》第4卷第3号（1929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