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斯·费尔德曼:权力、劳动力和生产力

——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0: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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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费尔德曼  
这有助于揭示内战的参与者及其利益关系。与《规训与惩罚》一样,福柯强调监狱作为一种普遍惩罚制度的新颖性,虽然他在《惩罚的社会》的结尾引入了规训的主题,但其整个重点是阐述监狱综合了三套不同的战术策略,即宗教裁判所(宗教来源)、监狱(政治功能)和强制(经济维度)。《惩罚的社会》在许多历史细节上不同于《规训与惩罚》,在概念层面,它更直接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监狱谱系之间的联系。

  

   无论如何,《惩罚的社会》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讲述的故事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自由的劳动者,“自由”是双重意义上的:劳动者从与封建领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及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中解放出来。⑩我赞同勒格朗的看法,他认为福柯在这里将马克思对所谓“自由劳动者”的分析复杂化了:

  

   资本主义经济决定并预设了特定形式的个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不是之前的生产方式的陈旧残余,而是其“发展的真实时刻”,与“资本主义对自由劳动者的迫切需要”相对立。(11)

  

   在工业资本主义协作时期采取规训手段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已经通过法律制度设置了新的服从体系,这种服从关系旨在将最新获得“自由”的平民转变为劳动力的持有者。

  

   1973年3月28日,福柯在《惩罚的社会》这一讲座中提出了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问题: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是什么关系?劳动是如何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的?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福柯反对劳动属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劳动力作为一种能力的出现,这种能力在特定的历史生活形式下似乎是个人的财产。用古典自由主义的术语来说:个体是如何成为他们的劳动力(或者说他们的工作能力)的所有者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重的:首先,在个体从事各种具体的和质量不同的劳动时,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即“抽象劳动”,并且能把各种能力视为抽象劳动的数量变化?这里通常引用普遍交换或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来解释这种有效的社会抽象过程。但是,更为根本的是,如何保证个体真的会参与这个游戏,并定期提供他们的劳动力?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服从问题:如何激励平民从事雇佣劳动?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剥夺他们的生存保障及他们获得生产资料的方式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权力体系如同托管体系,超出了生产模式的保障,是生产模式的组成部分。……而工业社会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工资购买的个人时间,以劳动力的形式纳入生产机制。因此雇主购买的不是空虚的时间,而是劳动力。换句话说,是把个人的生活时间组成劳动力。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具有把个人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属性,而在此之前,权力结构以托管的形式把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力。(12)

  

   “激励”个人成为雇佣工人或劳动力主体的要素在于新的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赚取工资的满足感。

  

   在这里,福柯认为,权力关系不是上层建筑,而是生产方式本身的组成部分,它的唯一功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我认为,福柯所说的“组成部分”首先指的是,一种新权力的行使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各个维度所固有的,正如我们已经在监视中所看到的,有一个比国家机器更广泛、更分散的权力关系体系,它足够精细,足以将能力的有用性与服从的保证结合起来。其次,雇佣劳动以外的一系列生活实践被置入一个模糊的非法和道德区域。除了工资之外,这种对“非法”的重新定性提供了一种强制性的补充,以“激励”平民和农民成为雇佣工人。权力关系是劳动力形式的组成部分,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生活时间”或“人的时间和生活”必须转化为劳动力。社交时间不像资本主义工作日或工作周呈现出的规律性,相反,生活时间是“乐趣、快乐、休息、需求、瞬间、偶然、暴力等。然而要把这些爆炸式的能量转化为连续的生产力,持续地提供给市场”(13)。要使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生活的“能量”就必须得到引导,并使其在劳动中持续不断地被雇佣,使得劳动力的消耗不会影响每个工作日。正如E.P.汤普森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剔除了封建日历上的许多传统节日和无规律性,不再缺席仪式,取消了封建工作场所的“圣星期一”(Saint Monday)休息传统。这些做法不仅仅是逃避,而且是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给自足的集体实践。

  

   现在回到《规训与惩罚》,福柯在第二部分第一章“普遍的惩罚”中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容忍非法活动的余地”。在容忍的范围内,法律不适用或不予执行;或者说,承认对抗特权或习惯权利是有效的,即使这些权利没有被明确写入法律。在中世纪晚期,每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超越某种合法性”的策略。福柯称这些策略为“非法活动”。对于下层阶级来说,主要包括对公地的权利——放牧或采集木材的权利(青年马克思对此很感兴趣)。这种“非法活动”对于农民的生存是绝对必要的,农民通过反复斗争赢得并确保了他们的习惯权利。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有赖于一种新的非法“经济”的产生,在新的经济形式中,违法行为被记录下来,特别是区分了“商品非法活动”与“权利非法活动”:前者主要是盗窃,最容易为下层阶级所实施;后者则围绕法律的空白、漏洞或错误,抑或围绕事实上的容忍。前一种非法活动往往受到刑事法院的管辖,而后一种违法行为主要由民事法院、特别商业或海关法院管辖。这种区别大致反映在埃德温·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关于两种犯罪的著名论点上。简而言之,在规训普遍化之前,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规定了非法活动的新顺序,区分了哪些非法活动可以被容忍,哪些非法活动必须受到惩罚。

  

   回顾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我们发现他明确提到了对非法活动的新型“管理”,这是他早在1972年就开始的对现代资产阶级法律制度进行一系列调查的结果。在《刑事理论与刑事制度》(Théories et institutions pénales,1971-1972)这一讲座中,福柯研究了现代的、由国家掌控的、旨在回应农民起义的正义形式的诞生。他认为,这种法律和惩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压制的功能。然而,在《惩罚的社会》中,福柯改变了他对压制功能的重要性的看法。司法系统及其通过国家工具而依附的刑事和立法系统不应该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制止暴动来压制某一部分人的方式。只是在18世纪末,暴动才对资产阶级构成了问题,这是由一系列“大众非法活动”导致的结果。在1973年2月21日的讲座中,福柯承认,“暴动的平民”的论点忽视了(法国)资产阶级通过与平民和新形成的无产阶级的非法合作来获得政治和社会权力以及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形成的方式。

  

   18世纪末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这种非法合作就不再有必要,而且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也是危险的。资产阶级的回应是:争取切断大众非法活动的“连续体”,在非法活动的定义和分类方式上,以及在如何治理或“管理”这些非法活动的问题上,确立明确的阶级界限。福柯最为偏爱纪尧姆·弗朗索瓦·勒特罗恩(Guillaume Francois Le Trosne)和居伊·让-巴蒂斯特·塔尔热(Guy Jean-Baptiste Target)两位法官的例子。例如,在1764年,勒特罗恩写了一本关于控制流浪者的小册子,他将流浪者逃避固定住所的行为与一种特殊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社会拒绝劳动、税收以及对后代的责任。马克思也注意到,许多由于圈地运动和封建宫廷家臣的解雇创造出来的“自由的和没有权利的无产者”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长期流浪者。对于勒特罗恩来说,流浪阶级对生产体系本身构成了威胁。值得一提的是,勒特罗恩暗示了针对他们的一种准奴隶制度。不过,奴役这些流浪者似乎违背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因为资本主义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

  

   塔尔热描述了半个世纪后的情形,对于他来说,阶级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斗争,是没有犯罪行为的阶级(资产阶级)与道德败坏的劣等人种之间的斗争,后者必须通过忏悔和纠正措施以及监禁来实施永久的监督和改造。罪犯因此变成了社会公敌,被排除在整个社会之外。福柯在塔尔热的论述中发现了更值得注意之处,即他呼吁建立有明确阶级倾向的法律制度,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任何形式上的公正司法的借口,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标志。

  

   非法活动系统的转变不仅仅是法律的转变,还涉及非法活动的编码方式与无产阶级非法活动“管理”方式的变化。到了18世纪末,参与非法活动的人被重新认定为需要被矫正者——作为过失犯(delinquent)而不是罪犯。工人现在被定性为原始罪犯,需要通过改造来正确地融入社会生产体系。随即,围绕着犯罪的根源出现了一整套论述,如懒惰、酗酒或其他下层阶级的活动都被视为罪恶的。因此,管理非法活动的有效目标不是非法活动本身,而是对工人身体的“不合规则的非法活动和极大的不道德性”(14)进行管理。对非法活动管理的道德化带来了一个新范畴,福柯称之为劳动力的“不守纪律的非法活动”(illegalism of dissipation),或者说无法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可用的生产力。因此,通过整个法律体系下的惩罚网络(如济贫院或永久就业记录)对非法活动进行管理,是对非法活动连续体的分割。关键是,对非法活动的管理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刑事法律体系中(这一点在只关注规训的解释中被忽视了),在这个体系中,不道德与非法之间的界线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已经变得相当模糊。规训只是对非法活动进行大规模差别管理的一种手段,它是在一个已经沿阶级界线——原始罪犯阶级与涉足更稀少的权利非法活动的阶级——两极分化的社会空间中发挥作用的。

  

   勒格朗认为,《规训与惩罚》的书名的关键不在这本书本身,而在1973年3月14日的讲座的一段话中:

  

   规训—惩罚这对组合是作为权力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对于把个人固定在生产机制上、生产力的组成和所谓的规训的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出现了道德和政治上的强制方式,对于以劳动的形式被纳入到生产力规则中的身体、时间、生活等是必不可少的。(15)

  

   监视与惩罚是权力关系的两极,它们具有三种功能:将个体固定在生产机器上(构成劳动力);建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建构规训社会。在监视与惩罚之下产生了什么样的主体呢?事实上,现代人的灵魂有许多层沉积物,但在体能被分离的生产性规训主体的背后存在着道德化和被压制的过失主体,他们的命运以教育(法制等教育)的形式进入生产机器。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研究权力关系的“技术”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的资本组织和资本统治的研究。继而,福柯的两部监狱系谱《规训与惩罚》和《惩罚的社会》也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系谱。福柯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性”一面(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是:(1)人的身体被转化为承载劳动力的主体;(2)个体劳动者通过协作被组织成具有生产力的集体,从而使生产力成为可测量和可计算之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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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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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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