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曦: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 次 更新时间:2022-09-20 15: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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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曦  
美国同盟体系发端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需要,侧重军事层面的联合,而中国实力发展对美霸权体系造成的冲击则涵盖经济、科技、军事等多个领域。美国不少盟友伙伴在维持与美国结盟的同时亦和中国发展了紧密的经贸联系和人文往来,这种复杂的关系状态决定了美国很难构造高度统一联通的对华同盟。此外,近年来右翼民粹势力推动孤立主义回潮令美国霸权的战略信誉下降,也使得其他国家更加注重战略自主而不是一味跟从美国作出选择。具体到亚太地区,即便自由鹰派试图通过创设“印太经济框架”等方式强化对华经贸规则竞争,但如何协调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迥异的一众地区国家取得共识,进而促成真正具有广泛约束力和实质内涵的经济战略,对美国而言挑战甚巨。尽管自由鹰派希望海外盟友体系着眼制衡中国转变得更为灵活、更加聚焦特定议题,以构筑所谓威慑中国的“实力现状”,但美国新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伤及法国同澳大利亚关系,且令部分东盟国家产生忧虑。从此案例来看,自由鹰派深度整合盟友伙伴还有很多内在问题有待解决。

   再次,美国内政治经济困境会让自由鹰派的对华战略竞争更加复杂曲折。一方面,在高度极化的政治氛围下,相对处于政治光谱中间、建制派精英气息浓厚的自由鹰派所主导的对华政策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激进派的“两头夹击”。日益被右翼民粹势力所塑造的共和党试图将对华强硬固化为只有自己才能做到的事,攻击拜登政府“对华软弱”成为其同民主党方面进行党派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部分鹰派共和党议员抓住拜登政府某些自由鹰派官员曾在私人部门供职的背景履历,以其“与中国的存在利益联系”为由对其能否真正对华强硬提出疑问。同时,在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激进左翼也不完全认同自由鹰派的对华政策,认为渲染“中国威胁”真正助益的是军工复合体等利益集团,不但不能为美国普通民众带来安全和繁荣,还会影响到同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另一方面,自由鹰派的对华竞争方案强调通过美国内重建增强实力基础,但国内经济问题和共和党对民主党国内重建议程的质疑,则影响到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具体推进。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激进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等影响,美国国内经济通胀异常严重,民众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升高。面对国内纾困的客观需要,有美国官员提出取消对部分“不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以缓解消费者压力,而另一些强硬派官员则主张维持对华关税压力。这种策略层面的争论折射出自由鹰派在对华竞争的具体实施上仍存在矛盾心态。此外,对于由众议院民主党人主导、被自由鹰派视为与国内重建议程息息相关并能够增强对华竞争力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许多国会共和党人以其“夹带私货,许多内容无关对华竞争”为由不予支持,令该法案推进经历艰难的两党拉锯战。

   最后,自由鹰派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前景还与中国的回应密切相关。拜登政府执政后,坎贝尔公开宣告“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时代已经过去,今后主导的政策范式将是‘竞争’”。尽管自由鹰派坚持用“竞争”作为新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中美关系就要被“竞争”所定义。中美关系具有高度复杂性,两国经济利益深度交织,又在安全利益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共同关切气候变化、防扩散等全球性问题。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决不是仅靠“竞争”一词就能一言以蔽之的。自由鹰派期待看到的对华竞争形态,是联合盟友伙伴在重要议题上形成对华“多对一”的优势局面,最终令中国知难而退。自由鹰派这种零和思维的竞争思路,本质是冷战时期“阵营对抗”思维的重演,其根本仍在维护美国自身霸权。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在与拜登政府的沟通中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一新时期中美相处之道。这既是对美方“战略竞争”框架的思维超越,又反映出中方对互利共赢这一中美关系本质的深刻洞察。当前,自由鹰派虽然提出对华“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协调三种策略尚处摸索之中。而随着战略塑造能力的不断增强,中方将在新时期中美互动中展现更大主动性,在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保持与美方对话合作的开放性,防止中美走入被狭隘“竞争”概念所导向的对抗陷阱,推动两国迈向更有韧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结语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自由鹰派在“中产阶级外交”的旗号下谋划重振美国霸权地位,并将对华战略竞争作为修复霸权的核心要件。美国国内外形势变动对自由鹰派持续聚焦对华竞争构成了现实挑战。从公开表述看,自由鹰派设想中的对华竞争以美国维持力量优势为前提,节奏激烈但不至于走向共同毁灭,双方不但可以共存,还能够在某些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合作。自由鹰派建立了这种不同于“极限施压”的“战略竞争”框架,一定程度上表明其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但出于霸权思维的惯性,自由鹰派这种“竞争性共存”的政策思路往往难以自洽。其一面声称联合盟友伙伴不是为了打造“反华同盟”,一面又呼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向中国展现不一样的愿景模式”;一面宣称“美方目的是通过稳定、和平的竞争把中美两国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一面又提出“用更加锐利的手段防范中国获取优势”;一面主张对华合作的必要性,却又时刻不忘强调合作“不是为了换取好处或政治上的让步”。这种两面的对华态度既源于自由鹰派对霸权地位的迷恋,又反映出其与新时代中国相处的困惑,还让主张对华“超强硬”的共和党鹰派找到话柄。因而,自由鹰派对华政策在现实中凸显竞争和对抗的色彩,合作则受到制约。

   随着拜登政府临近执政中期,其初期享有的民意支持和政治优势正因国内外挑战的延宕而有所松动,共和党着眼中期选举实施政治反扑的力度在增强。自由派人士建议拜登政府从当年杜鲁门改革及冷战历史中吸取经验;保守派人士则将拜登政府的当前困境类比为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时期美国的内外困境,试图对民主党再现一场“里根式保守主义的胜利”。引人深思的是,历史上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杜鲁门和里根,却都在国内外局势深刻变动的背景下不约而同地选择强硬应对苏联。这表明,即便美国仍保留对华政策局部缓和的可能性,但系统性的竞争态势将超越政治周期而长期维持下去。美国这种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姿态明显加剧中美关系紧张,使得双方冲突风险上升,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共同利益。

   一些美国战略人士已经对拜登政府维持对华高强度竞争的危险性提出警示。“现实世界中,诸大国并立共存、相互竞争,没有哪个大国会在外国的反对下解体,也没有哪个大国会取得全盘胜利。没有什么比避免滑向战争更重要的了。”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度调整、跨国性安全挑战日益突出的战略现实,无论是自由鹰派还是美国其他政治力量,都需要以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对华关系,而不是将对华政策和霸权维系紧紧捆绑。

  

  

张昭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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