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刘福元：《非强制行政的问题与出路——寻求政府柔性执法的实践合理性》，载《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期。

　　 [19]杨杨、于水：《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柔性治理失灵：发生逻辑与矫正策略》，载《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20]崔卓兰：《行政自制理论的再探讨》，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

　　 [21]于立深：《现代行政法的行政自制理论——以内部行政法为视角》，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6期。

　　 [22]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编：《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3]赵清林：《类型化视野下行政诉讼目的新论》，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

　　 [24]江必新：《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刘莘教授也认同这种观点，参见刘莘：《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基础理念》，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

　　 [25]《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26]赵颖：《突发事件应对法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页。

　　 [27]袁曙宏：《在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谱写法治政府建设新篇章》，载《学习时报》2018年8月29日。

　　 [28]马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几个问题》，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9]杜飞进：《论法治政府的标准》，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

　　 [30]参见王学辉、邓华平：《行政立法成本分析与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徐祥民：《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294页。

　　 [3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32]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

　　 [33]马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载《求是》2012年第1期。

　　 [34]韩春晖：《从“行政国家”到“法治政府”?——我国行政法治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

　　 [35]江必新、李春燕：《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36]莫于川：《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37]莫于川：《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38]杨文明：《关于加快廉洁政府建设的几点思考》，载《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1期。俞可平教授将“善政”概括为八个要素，即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廉洁，参见俞可平：《善政：走向善治的关键》，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9]何增科：《廉洁政府与社会公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0]李广栋、孙晓莉：《近30年廉洁政府研究综述与展望》，载《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10期。

　　 [41]谢永霞、周佑勇：《论行政法的效益原则》，载《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42]关保英：《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43]俞可平：《善政：走向善治的关键》，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44]刘松山：《论政府诚信》，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45]陈翠玉：《政府诚信立法论纲》，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

　　 [4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转引自：何士青、徐进：《责任政府与政治文明》，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7]陈国权：《论责任政府及其实现过程中的监督作用》，载《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48]周文彰：《数字政府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载《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2期。

　　 [49]胡锦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50]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载《学术界》2005年第4期。

　　 [51]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52]姜明安：《党政一把手为什么是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4期。

　　 [53]陈国权：《论法治与有限政府》（人文社会科学版），载《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54]吴建南、马亮、杨宇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多案例文本分析》，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8期。

　　 [55]李景鹏：《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56]曹鎏：《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面向》，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

　　 [57]王万华：《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机制》，载《中国司法》2019年第10期。

　　 [58]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编：《行政复议法实施二十周年研究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147页。

　　 作者简介：曹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