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近代中日两国军阀政治现象及其政治文化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22: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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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民元前后的限制军人参政的差别主义法规的制定,传承于悠久的中华“文治”主义,加之现实政治的约束,包括了军事专业与职业性的要求。差别主义原则通过现代法规形式不断完备,对于各时期各类武装力量的发展与管理等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三、差别主义突破与中日两国军阀现象

   中日两国差别主义法规的制定与突破,既有条规内容甚至文字上的相似之点,也有社会认同、运行实践等方面的不小的区别。

   日本方面通过明治维新以幕府政权奉还大政方式,重建天皇制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此过程中,暴力及军事因素是主要的推进力量。按大村益次郎设计,明治初年曾采用法国式的兵权从政主义,兵部省归属于太政官,亦即兵权归属于政府。后为对抗自由民权运动,保障军事力量的发展,在山县有朋等人主持下,模仿普鲁士,于1878年12月设置直属于天皇而分管军令大权的陆军参谋部,其后海军也分立出相应的军令机关,从而使“军令大权”和“军政大权”分立,实行所谓统帅权独立制。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又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这一规定。由天皇总揽统帅权,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凡有关军令事项,军令长官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

   统帅权独立原则剥夺了内阁的兵权,政府无法执行控制军队的职能。随着军部势力的增长,军部逐渐强化其政治地位。进而1901年第二次山县内阁改订官制,以敕令形式规定,陆海军大臣须由军方推荐,由现役上、中将担任,次官由现役中、少将担任。这一制度背离了议会制原则,直接地危害了内阁的存在。由军部推荐的陆、海军大臣并不介意内阁的更迭,而仅仅依据军部的利益办事。军部还可以通过陆、海军部大臣的任命或辞职的方式,掌握内阁的存废命脉。

   统帅权独立原则与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是军部势力的两大支柱,前者已经使“参谋本部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于太政大臣并立”,后者则进一步掌握了内阁的存亡。从法律角度来说,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部应对天皇负责。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而不亲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是只听不答。故此,名义上直辖于天皇的陆海军,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即明治政权的“权力核”,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这一“权力核”不断膨胀,逐步地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成为与内阁并立的“双重政府”,至30年代完全削去政党势力,实现军部的一元化控制,在天皇大权的名义下实行独裁,实现了近代日本最典型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

   其间,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民本主义高涨,军部与政党的权力争夺加剧。1918年“米骚动”之后,原敬内阁上台。原敬作为无爵位的政党总裁组阁,被称为“平民宰相”,是为“名实俱备的真正的政党内阁”。在国际上,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日本的军备规模,不利于军部的势力发展。1924年兴起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中,实现了普选法(男子),建立了护宪三派内阁,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达到顶峰。原内阁的高桥藏相曾要求废止参谋本部,将军令大权收归内阁,原敬首相认为时机不成熟让高桥撤回了提议。在现役武官专任制方面,虽然扩大到预备役、后备役,但实际上从未出现过预备役、后备役大臣,更不用说文官控制了。

   由于明治军政关系的庇护,军部政治有如泰山之安。军部进而利用军方特权,凭借天皇的精神权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德、意法西斯政党那样的政治作用。身着现代“制服”掌握现代兵器装备与技术手段的军人凌驾于社会,一同于武家政治时代,武士阶级位居士农工商社会的四民之首。终于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民主派政党失败,一度存在的军部与政府并重的“二元政治”,被统一到政治化军部的一元化霸权之下。

   再考察中国方面。与日本军部政治化及军阀形成大体同时,民国政府时期的差别主义法规能够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也有相当程度的运行实践。不过在内外矛盾与冲突过程中被打破,终于在“北洋”时期出现了名称相同的“军阀”势力现象。

   中国的军阀政治发生在民国建立之后,其兵权独大的膨胀走向仅十余年短短历程。总体上看,其先在晚清的变革与革命进程中,新兴军事力量尚属依附角色,只能通过官僚派或革命派以表达其政治需求,如张绍曾等滦州通电第十二条:“军人有参预之权”,表达的是军人的参政诉求。民国建立,军人逐步成长为独立的政治角色。袁世凯逝后,军事势力集团更加发展,成长为时局中具有独立意义的一支代表性力量,能与政党势力集团进行政治角逐,一度形成民国的兵权与政党两极政治形态。

   民国军阀政治的确立,大体上是通过“军人会议”的形式,实现了各军事实力派对于国家政治的操控。在袁世凯去世前,1916年5月18日至22日,冯国璋、张勋、倪嗣冲召集未独立各省(17省)督军代表举行南京会议,以对抗南方护国反袁宣告独立的滇黔粤桂浙等五省,是为集团性、地域性军人会议之滥觞。6月6日,袁世凯逝。时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主持国家政务,7日黎元洪以副总统就大总统职。但此时的黎段体制,未能安定时局,随即演变为黎段府院之争,加剧了北方军事强人之间的政争。

   1916年6月9日,张勋以“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之一般暴烈分子,参预政权”为号召,召集第一次徐州会议,以应对政局。9月21日,张勋又邀集鲁、奉、吉、黑,豫、直、浙、苏、鄂、赣、绥、察、热等省区督军代表至徐州,召开了第二次徐州会议。参与此会者初为九省,后增至十三省区。会议成立了军事势力派的攻守同盟“省区联合会”,公推张勋为盟主,调整了对国政的干预步伐。会议制定章程12条,其第2条:“本团体为防止暴乱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藉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第7条:“本团体连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府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

   两次军事势力派会议所强调反对的“暴烈分子”,主要指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揭示会议的政治目标:“不仅对抗国会与国民党,以及西南各省之军事同盟,且防止北京政府之集权”。1917年1月9日,张勋、倪嗣冲又借各省代表赴南京给冯国璋祝寿的机会,在徐州召集了第三次徐州会议,议决出以支持段而解决府院冲突的五条办法:(1)请总统罢斥佞人;(2)取缔国会;(3)拥护段总理;(4)淘汰阁员;(5)促成宪法。

   这些督军会议的召开,由与会军人代表提出各类方案,其内容是对于时事政治的主张。这些主张出自军人之列,同国会议员及政党力量分庭抗礼,完全违背了当时的差别主义政治原则。军人会议的频繁召集,显示了军人政治的日趋活跃。

   在上述社会军政矛盾不断恶化的同时,北京政府由段祺瑞推动一项重大国策,即参加一战对德宣战。而孙中山等一部分革命党人反对参战。段祺瑞为争取通过宣战案,对动摇不定的黎元洪总统和国会施加压力,于4月25日召集各省督军在北京开全国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督军(包括省长、都统)有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山西督军阎锡山等共11人,列席会议的还有云南、贵州、甘肃、奉天、湖南、浙江、江苏、新疆等省督军代表。

   有关参战的重大国策问题本属国会讨论范围,由督军们加以讨论即已僭越权限。但这些军事大员是由内阁总理段祺瑞召集于首都,直接出入国会及各政府机关,直接干预国家政务。由此使得军人集团声势大张,经由南京、徐州会议的地域性军人会议,被提升到中央化、公开化的程度,可谓极盛一时。黎元洪情急之下,曾依据“军人不干政”原则,训斥汹汹闹事的督军,但又饮鸩止渴邀张勋等进京护驾,7月1日张勋趁机拥溥仪复辟,于是段祺瑞再于天津马厂誓师讨伐张勋,爆发又一场内战。

   就政策本身而言,参战可以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法权地位,也为五四民主运动争得了可以借用的国际法成果。所以段祺瑞之政策本身无可厚非,其失误主要是决策之方式逸出法规,滥用军人之暴力威权。打破差别主义原则,激起政党与社会的剧烈反弹。

   “督军团干政”事件造成内乱,揭开了民国军阀政治的序幕。李大钊在1917年8月撰《辟伪调和》,首先使用“军阀”概念批评时政,其后“军阀”话语体系迅速发展,军阀概念成为现代中国运用最为广泛的政治概念之一。由军人会议触发的政见分歧,在军事实力派发展过程中继续发酵。至1918年北洋直、皖、奉三大派系形成,最终走向军阀派系战争。学界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四、中日军阀政治终结之特点与方式

   中日两国的军人政治态势与军阀现象,在实质上仍有较大差异,并有完全不同的终结方式。在日本方面,军人完全掌控国家权力机关。20世纪20年代初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曾指出:“直属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四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到四十一个”。这是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的所谓“黄金时代”的情况,到了30年代武官掌权更为严重。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爆发犬养毅首相被杀,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期结束,此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为军部专制时期,即通称的“昭和军阀”时期。国家行政权力机关共有内阁15届,军人就任总理者为12人,只有犬养毅、广田弘毅及近卫文麿3人为政党、官僚或贵族出身。

   关键是,强大的日本军阀势力不仅轻易击败了无产主义政党,也完全压制了反军、反战的民主派政党。日本军阀势力的结束,需要等待1945年战败之后,由盟军的代表美军进驻,才能比较彻底地铲除其军阀势力,实现美国主导下的民主改革。

   在中国方面,由辛亥革命带来的复杂局面,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由新兴军事实力集团控制国家中央政权的“军阀政治”。但在北方军人政治发展的同时,南北矛盾加剧,南方政党实力不断发展,促成国民革命运动。南方于1926年聚10万之兵北伐,先后歼灭北方吴佩孚、孙传芳集团,1928年第二次北伐又击败奉系张作霖,其后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终于完成南北统一,并以政党领军形式,将军事力量重置于“文官控制”之下。

   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军人加速问鼎中央政权、走向法西斯军阀政治之时,中国经由国共两党的政治革命,由南京政府取代了北洋军人政府,实现了现代政党政治。所以中国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与政党政治的确立过程,比较日本现代军事力量逆化为反现代化的破坏力量、政党政治遭受失败的历史,是两条趋向不同而对比鲜明的曲线。

   再者,从军人政权对于国家政治的控制程度考察,日本的昭和军阀时期同中国北洋军阀时期相比较,也有大巫小巫之分。列表如下。

   上述状况的比较,其实包含更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上千年文官政治,经过20世纪一二十年代短暂的军人政治过程,转入现代政党的文治系统,传统得到了扬弃性的发展。而日本近千年的武家政治,经由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短暂的政党“黄金时代”,转换为法西斯军部专制,历史的保守成分被恶性放大。两国社会发展的螺旋形曲线与军权的序位对比,反映了作为东方国家之间的社会转型的特殊走向。

   其间成败之关键,即在于政党政治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对于武装力量的文官体制控制。比较言之,中国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首先是政党力量不断发展,经由国共两党先后领导的政治革命,解决了“北洋军阀”与“新军阀”问题,最终完善了中国的政党政治;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军人阶级凭借武家政治的传统,获得新的政治优势及现代技术条件的支持,实现了世界少见的、超强势的军国主义体制。

近代日本政治最大的悲剧在于,借助近代工业化浪潮而有所发展的日本民主政党实力,无法解决传统与现实的诸多政治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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