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语境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23: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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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龙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民主”“自由”一旦失去,国家的命运就可能受人操弄,任人摆布,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很难得到保障。其二,“民主”“自由”是国际关系有序运行的基本法则。“民主”意味着“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际体系中捍卫国家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和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的自由。唯有如此,国际社会才能创设出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国际环境、国际制度。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历史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价值层面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的深邃思考,汇聚了超越国家、民族的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价值理念,深刻反映了全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对于解决当下世界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世界历史沿着人类期待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

   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所指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世界历史发展从来不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过程,人类的社会实践对世界历史演变的方向、样态和结果无疑会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代中国提出的引导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理念,其目标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但美好的构想不能没有价值之魂。鉴于西方“普世价值”只是具有“普世”的外衣,本质上是基于资本逻辑的、反映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暗藏西方国家利益的地域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置少数国家利益或地域性利益于国际社会的公共需求之上,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价值追求存在严重冲突和对立,因而不可能成为构建美好世界的价值选择。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提出与“人类社会”“社会的人类”相适应的、具有“压舱石”和“定海神针”意义的新型价值观。这种新型价值观只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首先,建构认同基础。理论上讲,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任何共同体都不可能保持稳定,也不可能长久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至少具有三大基本功能:其一,凝聚功能。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上形成基本共识有助于将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凝聚在一起,增进彼此间理解和共识,建构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的运行秩序和规范。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可以成为价值之魂,就在于其符合全人类对共同美好生活的价值期许,可以凝聚起当代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共识。其二,纽带功能。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当下,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层面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是常态,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成为维护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的纽带,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构想不至于被各种利益上的分歧和冲突所冲散,并在克服各种矛盾和分歧中向前推进。其三,促进功能。价值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色,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培育和激发全人类命运与共的“类意识”,增强应对全人类共同难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唤起国际社会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和支持,从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其次,彰显价值道义。道义产生力量,道义生成威信。习近平反复倡导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当坚守道义,“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全人类共同价值把道义性当做题中应有之义,让道义性成为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成色,力图在凝聚和践行共同价值追求中始终占据着道义制高点,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事业彰显出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平是各国共享的和平,而不是“霸权稳定”“单极稳定”治下的和平;“发展”是各个国家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共赢共享的发展。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实现道义追求提供了安全和物质基础。“公平正义既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和分配公平而使人能各显其能、各得其所,从而激发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活力,也因注重结果公平而使人们之间和谐相处,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样的“公平”和“正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秩序保证,是道义追求的最直接体现。“民主”“自由”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彰显的是交往主体的全体性与平等性。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是道义追求的有力保障。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不同的维度展示道义理想,彼此相互联系,融为一体,不仅全面表达了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和高尚的道义追求,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创造历史、走向未来提供了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也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国家、民族能够汇聚在人类道义的旗帜下。

   再次,构建运行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行需要最基本的规范。从存在方式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指一种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社会状态,不同于有制度性规定的国际组织,更不同于有明确、严格的权利和义务约束的政治、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行规范主要依靠的只能是价值规范,通过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价值的自觉认同和主动践行维持共同体秩序的正常运转。价值规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不可或缺的规范载体,也是比较可行的规范形式。有了这样的价值规范,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就拥有了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遵循。只有在价值规范的引导下,国际社会才有可能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

   2.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价值准则。

   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传统国际关系而言的概念。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应然状态,传统国际关系则是国际关系的实然状态。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模式,就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主导构建的,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以权力政治为理论基础,以强权为后盾,以谋求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而新型国际关系则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形态,力图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以来的国际关系理念和国际关系模式进行一次历史性更新,将国际关系发展引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确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准则。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相互尊重”。国际关系中之所以存在战争与冲突,直接原因就在于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被忽视和践踏,这是资本逻辑横行霸道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所难以避免的结果。提出“相互尊重”就是要对资本逻辑的扩张进行规范,为其运行设置基本前提。“相互尊重”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题中之义。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包含“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以来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而言的。“公平”“正义”既是新型国际关系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追求,二者有高度的贯通性和重叠性。在当下的国际政治语境中,“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强调“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不能任由某个霸权国家或霸权集团说了算。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只要把“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落到实处,国际关系就会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向“合作共赢”。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以来的国际体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从属的状态下,传统国际关系中最为欠缺的就是合作共赢。虽然国家之间有时也会有某种合作,但国际关系的主旋律是竞争不是合作。之所以将合作与共赢并提,是因为只有共赢的合作才会稳定、持久。要实现合作共赢就必须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因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只有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国家之间才容易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反之,合作共赢就很难真正实现。

   3.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价值定向。

   全球治理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生产方式在其形成之初就滋生出诸多弊端。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于是,全球治理便应运而生。从早期的殖民主义治理方式到二战结束以来的霸权主义治理方式,在西方“普世价值”的笼罩下,全球治理结构始终存在“中心?外围”的二元对立,全球治理不平等、不公正的本质并未改变也无法改变。当下,世界历史进入深度全球化发展阶段,全球治理赤字日益突现,更新全球治理观念已势在必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新型全球治理观提供了价值定向。

   首先,将“和平”“发展”确立为治理的目标。新型全球治理观的基本立足点不再是无止境地满足资本贪婪逐利,而是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实现共同发展。在和平问题上,中国主张各国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以造福世界各国人民。针对世界大变局下发展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日益突现,发展任务繁重,发展需求增大,中国主张把发展和治理相联系,把治理看成实现发展的重要途径,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重视在发展中治理,在治理中发展。

   其次,将“公平”“正义”确立为治理的原则。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新型全球治理观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所谓共商就是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倡导以开放为导向,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充分听取多元主体的建议和诉求,不搞排他性安排,协商解决不同问题领域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问题,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所谓共建就是以合作为动力,充分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汇聚各方资源,壮大建设性力量,避免全球治理的失灵;共享就是倡导所有参与方受益,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避免全球治理的“失义”。

   再次,将“民主”“自由”确立为治理的路径。所谓“民主”“自由”是指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即世界各国人民都应享有的“民主”“自由”。为此,新型全球治理观主张:其一,在主体确定上,以“多元主体”代替“少数主体”,即将世界各国人民确定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以各国共享权力代替权力垄断。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其二,在主体参与上,主张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机会,全球治理应该能够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也就是说,“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其三,在规则制定上,要根据国际关系民主化导向,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

   4.为重塑文明间关系提供价值指引。

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就是一部西方文明对外扩张史,在“普世价值”喧嚣下,西方国家始终以我优他劣、我高他下的思维方式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在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同时,极力以自身价值标准同化其他类型文明。在今日世界上,基于“普世价值”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仍是西方一些人解释和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惯性,也是导致世界局势紧张的思想根源。要从根本上摆脱文明间关系困境,就必须倡导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全新的价值体系重塑人类文明关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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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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