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新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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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荣  
在包括塞尔维亚、希腊在内的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土耳其人民银行(Halk Bank)在塞尔维亚设立了几家分行。土耳其农业银行(Ziraat)在希腊拥有多家分支机构。土耳其还购买了阿尔巴尼亚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银行——国家商业银行(BKT)60%的股份。(66)

  

   此外,2010年以后土耳其很多中小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巴尔干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大约有7000家土耳其公司在罗马尼亚开展业务。(67)土耳其还在罗马尼亚投资设立了不少工厂。(68)保加利亚有约1500家土耳其企业。2018年,阿尔巴尼亚有400多家土耳其公司,投资达26亿欧元,雇员超过1.5万人。土耳其企业还涉足波黑、科索沃、马其顿和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型建筑和房地产项目。

  

   土耳其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合作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从经济角度看,与欧盟相比,巴尔干的市场对于土耳其来说并不是很有吸引力。然而,从政治角度看,密切与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合作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巴尔干作为欧洲大陆与土耳其历史和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被正发党领导人视为土耳其在欧洲发挥影响的重要依托。在土耳其看来,增强在巴尔干的地区影响,有助于争取巴尔干乃至中东欧国家在诸如加入欧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反对库尔德人分离活动等重要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通过显示自身在巴尔干的独特影响,土耳其可以提高在美国和欧盟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分量,增强在入盟问题和经贸合作上的议价能力。

  

   综上,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通过经济合作、高层政治对话、文化交流以及多边合作机制,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土耳其与绝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保持了友好关系,并极大地改善了与塞尔维亚的关系。经过多年的耕耘,土耳其成功地改善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形象,加强了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

  

   三 土耳其巴尔干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局限

  

   如前所述,正发党执政时期的土耳其在巴尔干实施的新政策取得了预期效果,但双方关系并不稳定,未来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阿拉伯变局之后,土耳其地区外交的重点转向中东,在巴尔干的外交动力有所减弱。受国内外因素影响,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有其局限性。

  

   (一)巴尔干仍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巴尔干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依然存在,战争和仇恨的记忆仍未远去,导致引发冲突的那些因素也未消除。《代顿协议》结束了波黑内战,但波黑各方冲突的根源还在。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根深蒂固。欧盟认为“波黑关键性的改革进展缓慢,仍处于‘潜伏的、被冻结’的冲突之中”。(69)除了波黑之外,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也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可以说,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族群的严重对立仍然是影响地区稳定的潜在问题。1996年,阿尔巴尼亚因传销式“金字塔集资”导致金融危机,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民众暴乱,国内秩序失控,最终不得不请求欧洲国家干预。马其顿国内信奉东正教的马其顿族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2001年科索沃阿族极端分子与马其顿境内的阿族武装不断袭扰马其顿北部地区,要求在马其顿建立阿尔巴尼亚族的国家,武装分子与马其顿政府军发生激烈交火,导致巴尔干局势骤然紧张。

  

   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进一步刺激了巴尔干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其后续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构成波黑联邦的几个政治实体的关系依然紧张,塞族人仍然没有放弃独立的意图,塞族共和国领导人一再宣称将在未来发起独立公投。2015年1月,波黑宪法法院以歧视其他族群为由,宣布塞族共和国将1月9日作为法定节日的决议违法。塞尔维亚总统随后宣布将在1月9号访问波黑,以表明对塞族共和国立场的支持。2018年,受一系列事件的影响,(70)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对抗持续升级,甚至一度达到冲突的边缘。(71)

  

   巴尔干的地区形势如此复杂多变,而地区内部却缺少多边安全组织,欧盟由于在防务领域的虚弱对这一地区的安全难以有效控制。近年来,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保持了良好关系,很大程度上在于土耳其利用了地区的和平环境,避免采取支持一方对抗另一方的政策,鼓励各方对话。一旦发生严重的地区冲突,土耳其可能不得不选边站队,再次陷入类似中东的境遇,与巴尔干一些国家的关系也会出现大的倒退。

  

   (二)土耳其国内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

  

   土耳其能否在巴尔干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其关键在于土耳其能否解决好自身内部问题,能否成为巴尔干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榜样。如果土耳其未能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对巴尔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势必大幅下降。正如波黑萨拉热窝大学学者贝德鲁丁·布尔利亚维齐(Bedrudin Brljavac)所说,“土耳其要想在巴尔干承担建设性的领导者角色、成为榜样国家,必须先解决好自身的国内问题。”(72)近几年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集中爆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里拉暴跌和通货膨胀重挫了土耳其经济;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进程中断,土耳其东南部重燃战火;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内战后,“伊斯兰国”等宗教极端势力接连在土耳其发起恐怖袭击,甚至蔓延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土耳其的民主化和入欧进程逆转,埃尔多安建立集权体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在国内控制媒体、打击反对派,逮捕异见人士,外交上与美国、欧盟和中东国家的关系恶化,在国际上的形象严重受损。“土耳其模式”褪色,土耳其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在下降。

  

   土耳其还将国内政治带入到外交领域。正发党经常利用外交来服务于国内政治,通过媒体“向国内民众证明我们的政策在国外是多么成功,以此来吸引选民”(73)。2011年6月,正发党再次在选举中获胜,埃尔多安在演说中不仅向土耳其国民,还向“巴格达、开罗、萨拉热窝、巴库、尼科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们”表示感谢。在土耳其媒体的渲染下,土耳其民众相信巴尔干国家对土耳其充满羡慕和赞赏,相信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非常成功,但这与事实还是有差距。(74)土耳其很多学者认为正发党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宗教和文化动机,共和人民党就批评正发党的政策是“新奥斯曼主义”,受到伊斯兰宗教动机的驱动。

  

   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埃尔多安称居伦是政变的幕后策划者,打击居伦及其支持者俨然成为正发党内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包括清理在巴尔干国家由“居伦运动”出资、管理的学校和社会服务项目,这些曾经是土耳其在巴尔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产。由于埃尔多安和居伦决裂,埃尔多安在国际上向各国施压,要求关闭“居伦运动”在海外的相关机构,并将该组织的骨干引渡回国。在巴尔干,埃尔多安向波黑、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科索沃等国施压,要求关闭居伦组织开设的学校和项目。2017年10月11日,他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誓言“将在巴尔干清除居伦组织的势力和影响”。(75)对此,巴尔干国家有自己的利益和考虑,不少国家在引渡居伦支持者这一问题上并不情愿,表现消极。由于“居伦运动”在巴尔干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并广受当地精英认可的教育网络,埃尔多安与居伦的冲突和权力之争严重损害了土耳其在巴尔干的软实力。

  

   一些土耳其军人政变后逃往希腊避难,正发党政府要求引渡这些“叛国者和犯罪分子”,被希腊拒绝。土、希为此发生争吵,给未来的土希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2017年12月,埃尔多安访问希腊,这是60年来土耳其总统首次访问希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埃尔多安在会谈中提到希腊境内的土耳其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利,令希腊领导人非常不快。让希腊更加警惕的是,埃尔多安提到土、希领土纠纷问题,在希腊看来,土耳其试图重修1923年划定土、希现有边界的《洛桑条约》。(76)从凯末尔建国以来,土耳其一直避免主动挑起与希腊的领土纠纷,埃尔多安这一举动可能会引起巴尔干邻国的不安。2019年以来随着东地中海油气争端加剧和塞浦路斯问题的重新发酵,土耳其与希腊关系重新趋于紧张。随着土耳其加强在地中海东部的能源勘探活动并与利比亚达成海洋划界协议,土、希两国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宣布将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从博物馆改为清真寺,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希腊反对的声音最为激烈,称土耳其的举动是“对文明世界的公开挑衅”。(77)此外,叙利亚难民问题正在对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埃尔多安威胁欧盟要开放西北边境,在难民问题上“开闸放水”。而巴尔干国家是难民进入欧洲的第一站,此举势必引起巴尔干国家的不满,有可能导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关系紧张。

  

   (三)巴尔干国家对“新奥斯曼主义”的疑虑

  

   正发党巴尔干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其领导人将奥斯曼遗产过分理想化的倾向。(78)土耳其在巴尔干热衷于强调共同的历史和宗教,却忽视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信奉基督教国家的感受。2013年10月,埃尔多安在科索沃发表演说时说“科索沃是土耳其,土耳其是科索沃”,借此表达二者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似性。(79)对此,塞尔维亚认为这些言论是对其主权的侵犯,要求土耳其道歉。被土耳其拒绝后,塞尔维亚决定取消两国间的部分合作协议,并搁置与土耳其的高层对话。2013年,塞尔维亚宣布不再参加原定12月举行的三方会议,波黑、塞尔维亚、土耳其三边对话机制也陷入停滞。即使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时期,土耳其在塞尔维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是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积极游说国际社会承认科索沃独立仍然感到不安。随着土耳其政客频繁提及“在科索沃、马其顿、波黑的穆斯林兄弟”,塞尔维亚开始怀疑土耳其的真实意图。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相信土耳其正在推行“新奥斯曼主义”,在巴尔干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企图重建自己的势力范围。波黑的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对土耳其的批评从未停止,甚至将塞尔维亚改善和土耳其关系的举动视为“背叛”。土耳其过分宣扬奥斯曼遗产的政策阻碍了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土耳其巴尔干政策能否取得更大的成效,核心问题在于能否取得巴尔干非伊斯兰国家和非穆斯林群体的理解和支持,消除他们内心深处的疑惧。

  

   即使是巴尔干的穆斯林,内部也存在对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的反对声音。尽管有共同的伊斯兰纽带,阿尔巴尼亚人和波黑的穆族也并非所有人都对奥斯曼遗产持正面看法。19世纪有两次针对奥斯曼政府的反叛便由阿尔巴尼亚人和波黑的穆斯林发起。(80)虽然将土耳其视为友好国家,阿尔巴尼亚对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在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活动持怀疑和谨慎态度,担心它们可能破坏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和谐。(81)土耳其要求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修改历史教科书里关于“奥斯曼征服者”的提法,希望将奥斯曼时代描绘为带来文明的时代,激起了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认为这是文化侵略。

  

   (四)土耳其的实力局限和欧美的潜在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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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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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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