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新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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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荣  
但是对于巴尔干的穆斯林来说,土耳其无疑是伊斯兰世界当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国家。不管是出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还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土耳其都有关注和参与巴尔干事务的理由。无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均存在重大的利益和诉求。战略上,自身位于巴尔干的领土成为土耳其欧洲国家定位和申请加入欧盟的依据;安全上,土耳其欧洲领土位于巴尔干半岛,巴尔干直接关系到土耳其的国家安全;经济上,巴尔干成为土耳其通往其主要市场——欧盟的主要通道,土耳其超过一半的贸易额来自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巴尔干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土耳其贸易通道的安全;社会文化上,土耳其和巴尔干存在密切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综上所述,土耳其在巴尔干存在重大利益,只要凯末尔确立的“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没有发生改变,巴尔干对于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就不会消失。即使土耳其近年来对外政策有东向趋势,未来可能转向欧亚主义,实行欧亚并重的战略,但巴尔干对于土耳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彼此之间的历史、文化和族群联系使得土耳其不会放弃在巴尔干的利益和影响力。

  

   (二)巴尔干地区地缘价值的重大变化

  

   受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所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土耳其对巴尔干的历史遗产和地缘特性的认知,总体呈负面和消极的状态。1923年现代土耳其建国以后,凯末尔主义者在巴尔干总体奉行谨慎和防御性政策,避免介入巴尔干国家的内部事务。巴尔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土耳其国家外部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地。作为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和联结欧亚的战略节点,巴尔干因其独特的地缘价值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大国博弈和争夺的焦点。外部大国的介入使得巴尔干国家在领土、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争端和矛盾更加激化,多次成为战争的“火药桶”。作为部分领土位于巴尔干的土耳其,在建国以后也多次受到巴尔干地区局势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外部大国从巴尔干方向的渗透和侵略。土耳其立国后的传统政策是避免介入巴尔干事务,防止被卷入地区冲突。二战后,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西方阵营的一部分,而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处于对立和隔绝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耳其将苏联和巴尔干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塞浦路斯问题发酵后,土耳其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视为主要的地区对手。在冷战期间,与巴尔干国家的战争记忆以及险恶的地缘环境,使得土耳其始终从安全的角度将巴尔干视为需要防范的敌人。

  

   冷战结束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所导致的巴尔干变局和地缘真空给土耳其带来影响巴尔干的战略机遇。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战乱及难民潮又威胁到它自身的安全,这使土耳其的周边地缘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土耳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特征,对巴尔干的地缘看法也发生改变,巴尔干对土耳其具有了新的地缘意义。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所造成的巴尔干地缘形势的变化,既对土耳其的安全构成挑战,也给其带来了介入地区事务的机会。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发生变化,厄扎尔代表的一批政治精英提出“新奥斯曼”主张,开始肯定奥斯曼遗产中的积极成分。冷战结束初期,苏联威胁的消除使得土耳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土耳其开始强调与巴尔干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将巴尔干视为可以影响欧盟的重要工具,以提高在欧盟和西方战略中的地位。例如,在波黑战争期间,土耳其与美国和欧盟密切合作,发挥自身在巴尔干穆斯林中的特殊影响,在东南欧地区稳定中起到积极作用,以此向西方展示土耳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凯末尔以来在巴尔干的传统政策,开始干涉巴尔干国家内政,但坚持多边主义,始终与西方国家一起行动。土耳其在波黑危机中继续采取追随美西方的政策,避免采取单边行动。在军事干涉波黑危机、承认马其顿独立以及对穆克联合武装进行军事训练等问题上,土耳其都采取紧跟美国的策略。由于塞浦路斯问题和东地中海划界争端,土耳其和希腊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和敌对状态,两国将彼此视为在巴尔干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后冷战时期,土耳其政府更迭频繁,政党碎片化严重,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派政府,再加上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使得土耳其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实施强有力的外交。

  

   进入21世纪,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出现一股“奥斯曼热”,主张重新评价奥斯曼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一种极具影响的社会思潮,即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新奥斯曼主义的理论基石有二:一为土耳其的“历史纵深”,二为土耳其的“地理纵深”,其实质是鼓吹土耳其在前奥斯曼帝国区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土耳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土耳其精英对土耳其自身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和地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对外关系层面,新奥斯曼主义主张在不打破现有国界的前提下,加强在前奥斯曼统治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谋求土耳其的大国地位。相比于中东和高加索,巴尔干是受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强的地区。土耳其与巴尔干特别是西巴尔干国家在血缘和族群上的联系要比中东更为紧密。随着国家实力的跃升,土耳其的精英和大众对巴尔干的看法变得积极,改变了传统上将巴尔干视为威胁的安全导向思维。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土耳其更多从自身而非西方的立场来看待巴尔干的地缘价值,并开始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将巴尔干看作重要的海外市场。在土耳其试图重现奥斯曼辉煌、实现国家复兴的背景下,巴尔干成为土耳其发挥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试验场”。

  

   土耳其对巴尔干政策的改变在世纪之交初见端倪。1999年,土耳其被欧盟接纳为入盟候选国,改善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盟成员国希腊的关系成为入欧的先决条件。土耳其开始寻求改善与希腊的关系,得到了希腊的积极回应。2000年,土、希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两国关系走向缓和。2002年,正发党在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埃杰维特领导的执政联盟瓦解。这在土耳其政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是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政府之后产生的第一个多数派政府。土耳其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助推了土耳其的大国梦想。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呈现出某种“范式”变化。土耳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亲西方战略取向,外交的主体性日益凸显。(18)正发党政府在外交方面更加自信,试图成为地区核心国家,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全球性的角色。

  

   二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调整内容与成效

  

   正发党改变了土耳其建国以来在巴尔干的传统政策,开始全方位介入巴尔干事务。国际环境和地区局势的变化也为土耳其积极参与巴尔干事务提供了有利条件。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不久宣布“重返亚太”,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尤其是科索沃宣布独立以后,美国逐渐把巴尔干的主导权交给欧盟。(19)此时,欧盟深受债务危机影响,对巴尔干的投入有所减少,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陷入停顿。2008年俄格战争(20)之后,俄罗斯忙于应对西方的压力以及随后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大国对巴尔干的关注减少,客观上为土耳其提供了填补巴尔干“地区真空”的机会。土耳其外交部将前奥斯曼地区称为“地缘心脏”,而巴尔干是“地缘心脏”的核心。土耳其将巴尔干作为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在巴尔干推行积极、睦邻的政策。与之前的历届政府相比,正发党政府在巴尔干的政策表现得更为雄心勃勃,这一时期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活动非常活跃。与以往被动应对危机不同,正发党政府主张积极介入危机处理,在冲突各方之间发挥调解作用,以促进地区稳定与合作。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涉及经济、贸易、投资和文化等各个领域。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首次推出了独立的巴尔干战略,明确阐述了土耳其对巴尔干的政策。土耳其外交部对本国在巴尔干的政策目标有如下说明:“巴尔干在土耳其外交中处于优先位置……这不仅缘于政治、经济和地理因素,而且在于土耳其与这一地区存在历史、文化和人员诸方面联系……政治对话、安全、经济一体化以及对族群、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保护是土耳其巴尔干政策的四大支柱。”(21)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席比兰特·阿拉斯(Bülent Aras)认为,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存在4个维度:高水平的政治对话、经济相互依赖、文化多元共存和包容性安全。他提出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新政策可以概括为“三轨”政策:发展双边关系,增加高层政治往来;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巴尔干地区经济一体化,增进彼此相互依赖。(22)从政策实践层面看,土耳其正发党的巴尔干政策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与巴尔干穆斯林的关系,努力塑造土耳其特殊的影响力

  

   巴尔干5400万人口中有740万穆斯林(23),是欧洲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除西欧外境外土耳其人数量最多的地区。不同于西欧的土耳其移民,巴尔干的100多万土耳其人大多为奥斯曼帝国晚期遗留在巴尔干的“离散土耳其人”。(24)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精英将巴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对土耳其世俗体制的威胁,长期与之保持距离。20世纪90年代波黑危机期间,厄扎尔总统宣称土耳其对巴尔干穆斯林负有保护的责任,主张加强对波黑穆斯林给予支持和援助,但遭到土耳其军方和外交部的阻滞。正发党执政以来,凭借其选举霸权实现了对军队的管控,这一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政党具有了更大的权力基础。

  

   保护巴尔干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成为土耳其积极介入巴尔干事务的重要目标。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等正发党领导人强调土耳其的巴尔干属性和对巴尔干的历史责任。在达武特奥卢看来,土耳其的地缘状况和人口结构使得土耳其具有多个地区的认同,土耳其人某种意义上当然也是巴尔干人。他认为土耳其对巴尔干的稳定和发展负有责任,需要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与之前的历届政府相比,正发党政府旗帜鲜明地强调土耳其与巴尔干穆斯林在族裔和文化上的联系。达武特奥卢说“土耳其国内有比波黑更多的波斯尼亚人,有比科索沃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25)事实上,土耳其国内不少议员和政府官员带有阿尔巴尼亚血统。达武特奥卢认为,西巴尔干问题应该由巴尔干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他在巴尔干强调地区所有权(Regional Ownership),即巴尔干国家在解决本地区的冲突和问题方面要有主体意识。在很多人看来,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排挤大国势力,加强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恢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即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26)。

  

正发党将巴尔干的穆斯林和“离散土耳其人”视为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重要资产,积极加强在波黑、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影响。达武特奥卢在《战略纵深》中写道:“奥斯曼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穆斯林人口构成了土耳其对巴尔干半岛政策的基础……今天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为土耳其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27)正发党精英多次强调与巴尔干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特别强调奥斯曼遗产在巴尔干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正发党精英看来,奥斯曼遗产在波什尼亚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这两大巴尔干穆斯林族群中保存最为完整。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在进入政界前曾经阐述了他对土耳其巴尔干政策的设想:“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应该以这一个地区的两个穆斯林群体——波黑的波什尼亚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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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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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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