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22-08-08 09: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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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胜   匡晓璐   赵敏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70)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促进资本积累而转变发展方式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71)具体而言,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不断提高各生产要素的效率,保障各经济主体的收益,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经济平稳发展。(72)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内外形势,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73)丰富了高质量发展论的内容。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新发展阶段下新形势、新问题的全面回应,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21世纪以来,中国适应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转变,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形成了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但这建立在企业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之上,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赖于“世界工厂”的数量和规模优势。随着全球市场收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国内消费结构变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承载能力达到瓶颈、科学技术重要性全面提升,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经济增速趋缓,表明“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74)

  

   新发展格局在战略层面上回答了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问题。具体来看,第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原则,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行动准则,解决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内外联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满足国内需求标准化和个性化并存的需求结构,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第三,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不断巩固、增强、利用和发挥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强需求侧管理,释放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第四,抓住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本质特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从引进技术迈向自主创新,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第五,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稳固的基本盘,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紧紧把握重要战略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续写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历史,有机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国家。

  

   三、从帝国主义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转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要求,重新发现了蕴含在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普遍联系思想,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相继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论、和平与发展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

  

   (一)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是在分析资本逻辑及其形成的阶级共同体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5)根据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利益共同体在发展中依次表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级利益共同体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类共同体(黄谨,2019)。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原始封闭的交往方式逐渐被消灭,“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产生了现代意义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并为共产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形成创造“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76)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交往无法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马克思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了“真正的共同体”一词。第一种是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77)一切人从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种是“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资产者,(78)以国家和资产阶级国际联盟的形式形成“真正的共同体”。(79)资产阶级国家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其实质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80)资本主义世界交往将资产阶级国家“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81)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82)

  

   如何从阶级利益共同体过渡到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列宁以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矛盾关系为主线,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共同体对资产阶级共同体革命的方式实现未来社会的发展过渡,并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关系。列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背景,创造了帝国主义理论,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对立关系发展为代表无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代表资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强调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地区的破坏作用。尽管列宁曾经指出世界普遍交往的客观规律不受任何阶级的主观愿望限制(列宁,2017b),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应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仍以阶级共同体对立矛盾为前提和基础(列宁,2017a),二者的交往关系只是出于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文明成果吸收、利用的目的,本质上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83)“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84)其中,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力量主要来自于被压迫的国家及其劳动者阶级。斯大林进一步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对立关系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对立的理论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表现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两大阵营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中国话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阐述。它突破了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两大阵营对立论,重新强调了长期被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普遍交往的理论,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全方位参与世界交往奠定了理论基础,争取了有利于生存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认为,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85)1974年,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世界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86)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跳出了简单以意识形态决定世界交往关系主要矛盾的窠臼,指出阶级利益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矛盾,世界交往不应局限于阶级共同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早在解放战争之初,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世界主要矛盾超出阶级共同体的二重划分(陆定一,1947)。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美国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实行着实力政策”,(87)不仅被压迫民族国家反对美国的力量强大起来,西方阵营国家与美国的矛盾日渐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样也存在矛盾,中苏关系因为苏联对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而恶化(王树荫,2015)。毛泽东指出,许多民族主义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88)不同阶级共同体在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具有超社会性质的共同利益。中国尽可能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民反帝斗争,给予已独立亚非拉友好国家尽可能的援助,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保持着较大的战略主动局面(李捷,1993)。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以日本为例,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53年时为992万美元,1970年增长到8.1亿美元。(89)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中国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尽可能扩大交往范围,包括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合作。1954年,毛泽东提出“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90)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提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也在逐渐增长”,要“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91)中国不仅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与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第二世界国家贸易额增长也十分迅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成套工业设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裴长洪,2021)。1978年时,中日、中(联邦)德贸易总额分别从1971年的8.8亿和2.3亿美元增加到48.2亿和13.6亿美元。(92)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思想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存在两个对立阶级共同体的现实,指出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思想。在“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战略判断下,中国在区域、产业、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开始渐进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创新性解决了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和平与发展思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93)它继承了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两大阶级共同体之间的对抗关系不再是主要问题,中国应该抓住资本带来的世界普遍发展的机遇,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为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邓小平对世界各国基于发展逻辑而必然保持广泛世界交往的论述具有鲜明的创新性,指明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以合作为主的总体方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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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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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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