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22-07-26 09: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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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  
坚冰至”。

  

   真正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因为真正的政治必出自于初心不可。毛泽东在井冈山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客观大势,《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在“知己知彼”,充分认识自己与对手的基础之上,分析革命政权存在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最终充满预见、充满自信地指出小片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这给当时处于失败、困境中的很多同志带来了信心。

  

   毛泽东的大历史观使得他看到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中深深潜藏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农民。明清以来存在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农民进一步失去土地,新老问题叠加,这也为中国革命积蓄了最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同时必须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2. 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方能具备全局性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也属于“心”对于“理”的把握的重要部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被印成小册子后,成为鼓舞广大民众,指导中国革命、中国抗战的经典文本。邓小平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18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因此“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19,“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0。

  

   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21。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早在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时,他就敏锐捕捉到未来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趋势,着眼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极具前瞻性地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看到未来、把握大势,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他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2

  

   3. 政策与方法从哪里来

  

   战略思维决定了党的政策水平的高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首先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就集中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上,政策没有贯彻、落实就是空的政策,政策的最终落实需要有工作方法,需要因地制宜,所以战略、政策、方法三者构成了从上到下、由“初心”到“理势合一”的全链条,三者缺一不可,从而保证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上下有机的紧密的一体,而不是机械的、形式主义的一体。

  

   (1)“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

  

   党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政策包括毛泽东所说的“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政策需要执行、落地。基于干部是政策的执行、落地者,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提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23

  

   首先是要“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而不是简单粗暴甚至层层加码,不知变通地执行政策。“真正学懂政策”,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不容易,是门大学问,需要干部用心。真正学懂政策,把握政策的针对性,需要全面、深入地理解、把握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要有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才能全面读懂政策,进而把握政策实施所需要的相关的配套条件,这样才能想到如何创造条件让政策能落地。要深刻地理解到执行政策要结合本地具体特点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创造性,这样才有可能做到精准施策。这些都是对干部的政治能力、政策水平的考验。干部真正把握政策后,还要“把政策交给群众”,激发干部和群众的双重积极性,二者缺一不可。政策在根本上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干部要耐心向群众做好政策宣传工作,要自觉地将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让老百姓真正理解政策,从而主动接受政策,进而激发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主动配合政策的实施。

  

   (2)从“心”到“理”的最终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

  

   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工作方法,“政策”与“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就形成了极其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看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强调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领导方法。1958年1月毛泽东写下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2016年年初,习近平就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做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24

  

   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后,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理”的层层把握与落实,战略、政策、方法三者缺一不可。

  

   如何找到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25他强调“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26毛泽东提倡“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他自述自己的经验是“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他因此强调:“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27

  

   (3)政策和方法来自尊重人民的态度与初心

  

   方法从哪里来?方法是技术问题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28政策和方法都是来自尊重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也就是今天讲的初心。

  

   (4)“有理想的现实主义”:“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

  

   毛泽东多次强调“方法对”,而“方法对”前面还有另外两条,即“情况明,决心大”,这就是1961年他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文中提出的关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三条原则。“情况明”,摆在第一条,是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决心大”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29他指出有了好的政策,还要有建立在实事求是,“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30基础上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31。

  

   1960年毛泽东在《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中强调“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32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典范”33。

  

   “实事求是”是现实主义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他以“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来极端清醒、务实地诠释“实事求是”的问题:“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34

  

   三、“我”与“我们”:“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组织,新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组织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政治学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

  

   1. “党组织”取代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文明意义

  

   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一直以来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而分裂是暂时的,是非常态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罗马帝国的大国政治是非常态,崩溃之后则再不可合,所以欧洲由中世纪的一个个公国、城市共和国等演变为近代欧洲一个个民族国家。

  

中国文明传统维系大一统国家,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而法家在实际政治运作、道家在救儒家之弊等方面与儒家形成补充与张力。大一统国家的维系,在政治运作上乃是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儒家士大夫。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强调士大夫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德性。作为“治法”的士大夫政治制度,与作为“治人”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士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产生,尤其从最大多数的农民中产生,“耕读传家”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理想。近代以前中世纪的西方是封建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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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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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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