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功能及结构性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6: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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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  
而且在事实方面也是如此。[56]联邦宪法法院一直在强调规范审查程序中对于证据的调查,这一要求由于衍生自联邦宪法法院管辖权从属性原则,故对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来说必不可少。只有当证据表明该决定确实附加于立法时,该提交才可被受理。在取证的基础上,可能会发生对争议的修改(Wüdigung)。联邦宪法法院已经收紧了这一点,如果法院已经对其所适用的法律的违宪性做出判决,那么必须获得证据,如果主张法律具有合宪性,则也必须提供证据。另一方面根据一般的程序要求,“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应提供事实上的证明,但仅限于对提案来说必不可少的事实即可。[57]如果提出法律请求的法院仅仅是为了避免证据采信程序的进行而提出法律解释请求的话,该请求是不被允许的。[58]提出法律解释的裁定中还必须指明宪法上的审查标准,并详细说明提出请求的法院对于被提出审查请求的规范的违宪性的确信。不仅深入分析法律现状,还要考虑到文献、判例集中相关有意义的法律观点。[59]

  

   (2)被审查对象与欧盟法律的关系

  

   若法官提请规范审查的对象是对欧盟法律转化而发布的法律,由于法律对强制性的欧盟法律进行了转换,因此提交的内容将因缺乏相关性而不可被受理。[60]

  

   如果一项法律确实因与欧共体的规定相冲突而不应再得以适用的话,那么由于共同体法具有适用上的优先,该法律对于法院的裁判而言不再是重要的。[61]从原则上来说,欧盟法相对于德国国内法应当具有优先的地位。但从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来看,其并不认为欧盟法对于国内法这种优先地位具有绝对性,无论是欧盟法抑或国内法,均应回落至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当此两种法律发生冲突且欧盟法不能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时,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力以德国《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基础性原则为审查标准对欧盟法进行审查。所以,在联邦宪法法院的视角下,欧盟法的优先性地位由于基本权利保护的要求被附加了某些条件。[62]但囿于篇幅,不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3)“之于裁判重要性”的例外

  

   在有些情形下,“之于裁判重要性”这一标准可能会被突破:

  

   第一,违反平等原则。

  

   如前所述,只有当原诉讼程序中的法院在该条款无效的情况下与有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不同的决定时,才能判定争议条款之于裁判具有重要性。与此不同的是,当提案中存在对某一规范违反平等原则的指控时,则存在“之于裁判重要性”。原因在于,如果指控违反平等原则,则只有在主要程序中的申请人受到非公平对待的影响时,争议规范的重要性才有意义。[63]

  

   第二,宪法诉愿的提前通达。

  

   1983年人口普查法法案通过后,要求政府收集关于联邦共和国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数据,该法案为该国的人口统计设定了参数,还要求个人提供基本的信息,如姓名、地址、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住户的性质、宗教信仰、职业和工作环境。该法案还要求公民填写有关其收入来源、教育背景、上下班的交通方式、住所使用(包括供暖和公用设施)等详细问题,并进一步允许获得的信息传送给地方政府,然后地方政府可以将这些信息用于规划、环境保护和重划选区,地方政府甚至可以将这些信息与住房登记册进行比较,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对其进行更正。当年超过一百人对法案提起诉讼,诉因为该法案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法院同意,至少是暂时同意暂停人口普查,直到法案的合宪性被确定。此案件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个人不必用尽法律补救办法,便可以直接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因为这是对基本权利的直接威胁。[64]

  

   人口普查法案正式开启了这一提前通达宪法诉愿的途径,这些改变跟随宪法诉愿的宪法改革而发生,并且符合立法者的评估。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第90条第2款第2句的参照适用,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为宪法诉愿开辟了“提前通达”的道路。当提案中的问题涉及到一般的、原则上的意义时,并且对于裁判具有紧迫性,则专门法院的法官可以例外地提前进入到基本法第100条所规定的程序中。

  

   五、双阶段性在联邦宪法法院审查活动中的展开

  

   诚如前述,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的“合作”使这一程序呈现出明显的双阶段性,并由移送机制实现了两阶段之间的连通。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整体架构中,在宪法法院的审查程序中也有迹可循。由于一般法院和宪法法院功能的界分,在对被审查对象的审查过程中,宪法法院针对移送机制的适法性要件和对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的审查是相互独立的。在完成移送机制适法性要件的审查后,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提案才能进入实质性的审查程序——对被审查对象是否违宪的审查。

  

   (一)对解释请求提案的审查

  

   1.对提案中被审查对象范围的纠正

  

   当联邦宪法法院根据法官提交的法律解释请求这一时间节点的具体情况对法案进行审查时,往往会发现法官对被审查对象、事实的问题存在着错误的判断,提案中所提出的被审查对象的范围,与“之于裁判重要性”标准下直接指向的规范内容总是不能吻合,这时候联邦宪法法院便会对提案中请求审查对象的范围做出纠正。

  

   提案中被审查对象范围过宽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况:虽然对原程序的裁判仅取决于审理争议所需依据的规范,但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时经常会针对整部法律提出;提案中列举了若干规定,但是仅仅就某一条款充分证明了相关的宪法问题;提案中所列举的被审查对象涉及到了某一特定的范围,但是提案问题(Vorlagefrage)超出了这一范围,此时联邦宪法法院会在形式判决/裁判措辞(Entscheidungformel)中指出特定的部分不符合审查标准,进而不能受理。

  

   有时情况完全相反。法官只提交了应被审查对象相当少的一部分,甚至提交了被错误认为符合“之于裁判重要性”标准的规范。联邦宪法法院可以不限制于提案问题。这不仅包括联邦宪法法院在此种情况下考虑的相关的其他规范,还包括一审法院未考虑的法规。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力不存在任意性空间,因为“之于裁判重要性”构成了延伸被审查对象的决定性标准。

  

   另外,如果某项法律存在着违宪可能性,其他若干法定条文若与内部实施背景相符并与相关宪法标准有统一关系,则应根据具体标准控制的职能,对所涉及的整个标准复合体进行全面审查。如果被提交法院反对的标准与其他非必要条款或标准部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对其进行审查,以确保遵守其职能。[65]

  

   2.审查标准

  

   (1)“之于裁判重要性”的审查标准

  

   当一般法院法官在移送被审查的法律时未附具提交法律解释请求的书面理由或请求提案中所阐释的理由明显不当时,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对法律解释请求提案作出缺乏适法性要件的宣告。[66]如果一般法院所附具的理由并非明显不当,仅存在不足时,宪法法院允许其对提案的理由部分进行补充,在符合了相应的适法性要求后,可以进入联邦宪法法院实质性的审理程序。[67]

  

   (2)“违宪的确信”的审查标准

  

   在这方面,解释的要求决不能过分,否则专门法院将被推入不可接受的法律构成——无限解释之中,这将错过具体的司法审查程序的主要目的,即保护立法机关的权力。

  

   (二)对被审查对象的审查

  

   1.被审查对象的范围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被审查对象仅包括已经颁布的、联邦和州形式上的法律,包括对宪法做出改变的法律(违宪的法律)在内。[68]所谓“形式上的法律”(formelles Recht),与实质上的法律(materielles Recht)相反,仅指由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不包括规章和章程。对于规章和章程,法官可以在具体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对其进行审查,并有权决定不予适用。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被审查对象不包括立法不作为,即立法机关的不作为不能作为违宪情形由法官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明确指向性令其不能保证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将绝对的立法遗留纳入至程序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免受国家权力及第三人之侵害,也不能为立法不作为的审查提供合理性基础。[69]

  

   2.审查方式及内容

  

   无论是具体还是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审查机构对于规范的审查均是抽象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之于被审查对象的审查抽象性毫无疑问,因为有权主体的审查建议与具体案件无涉,可直接针对某一规范提请联邦宪法法院审查。应当指出的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也同样具有此特征。

  

   如前所述,在法官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时,虽然详细说明被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但在联邦宪法法院对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审查过程中,仅从被审查对象[70]本身出发,而不考虑案件的具体裁判结果。联邦宪法法院对规范的合宪性做出最终判决后,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1条的规定,应当由联邦司法部在《联邦法律公报》上刊登(判决书),(判决书)进而对联邦和各州的宪法机关,以及所有法院和行政机关产生拘束力,具有规范性效力。因此,所谓“具体”,指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权只能源于具体案件,但是联邦宪法法院审查对象的抽象性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在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提案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后,联邦宪法法院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对被提出审查请求的规范进行审查,而不限于提出审查请求的法院所提出的(宪法性)法律观点。[71]

  

   (三)审查结果

  

   联邦宪法法院对于法律解释请求权适法性要件的审查与案件情形密切相关。在对法律解释请求是否符合“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对被审查对象违宪之确信”做出判断时,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形,得出法律解释请求适法与否的结论。这一判断并不涉及被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不适法性判断的效力仅仅指向法官基于某一具体的案件所提出的法律解释请求,不会影响其他法官对同一被审查对象提出法律解释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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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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