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9:45:32

进入专题: 西方中心论  

仲伟民  
而其经过乔装打扮后,变成高贵的历史遗产,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其二,部分海外学者尤其是欧美学者对前现代中国历史过分拔高的评价,助长了“中国中心论”的回潮。突出表现为,在中国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一批研究中国历史的欧美学者开始极力唱盛中国的前现代历史(大致时段为宋至清中期),他们的观点不仅在本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如相关著作屡屡获奖),而且在中国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但是,其中不少学者或出于采信史料偏颇,或出于左倾立场及先入之见,如抱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或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等,这导致一些著作不仅无限拔高前现代中国历史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故意贬低欧洲的发展水平,这就让人们明显感觉到与历史实际的不符。这里笔者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安格斯·麦迪森关于GDP的系列研究。麦迪森是著名经济学家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顾问,在研究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际比较方面享有盛誉。他对过去两千年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估算以及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既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对中国经济史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关注宋以后千余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观点,对中国学界影响极大。麦迪森运用经济学的统计方法,对中国宋代以来的GDP发展趋势给出了系列数据:中国GDP在公元元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时占22.7%,公元1500年时占25%,公元1600年时占29.2%,公元1700年时占22.3%,1820年时达到历史顶点32.9%。根据这些数据,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的近两千年中,中国始终保持在GDP世界第一的位置,到19世纪更是成为了超级大国。上述数据明显有夸大的成分,并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这些数据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尽管他另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观点,学术界对他的批评也很多,但仍有很多中国学者喜欢引用他的这些数据。尤其是最后一个数据,即他认为直到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成为不少学者论证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良好、绝不比西欧落后的重要证据。麦迪森的结论与我们通常对前现代中国历史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告诉我们,尽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人并不富裕,国力衰弱,但就综合实力而言,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结果,多数读者只留下了“中国GDP世界第一”的印象,造成了对中国历史真实经济发展水平的误判。这个数据之不可信,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费心去寻找更多的证据,只需要看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中如何不堪一击,以及此后清政府如何被列强肆意凌辱,就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个例子:弗兰克关于明代白银资本的研究。弗兰克提出了两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尖锐批评“西方中心论”,并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论”。他开宗明义提出:“如果说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产生的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这种观点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从西方学者的口中说出,这对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第二个核心观点是“白银资本”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他第一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明至清中期,中国在全球贸易及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中国巨大的白银需求证明了中国就是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在1800年前的几百年,世界上只有一个经济体系,那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他说,“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他推测,自有世界记录白银产量以来(1545年),大约一半的白银到了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此,王家范有过非常严厉而客观的批评:

  

   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

  

   第三个例子: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观点。与弗兰克的学术取向类似,彭慕兰也是从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只不过彭慕兰提出了多中心论,不像弗兰克那样极端,他试图建立一个中西兼容而非中西对立的历史观。彭慕兰的基本逻辑大约是,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世界历史呈多中心或基本平行发展的特点,后来因为一些特殊或偶然原因,在18、19世纪之交东西方才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所谓“大分流”。彭慕兰认为,在1800年以前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并没有一个绝对中心,那时欧洲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是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的优势才逐渐表现明显,并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个观点极具震撼力,因为我们多年来的认识是英国率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最晚从17世纪就领先于世界,这些基本常识都写进了教科书,形成了我们的知识谱系。对很多人来说,欧洲领先(实际上的“西方中心论”)是一个正确而普通的常识,并不是欧洲人强加给我们的。彭慕兰为了颠覆这种观点,在《大分流》中把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论证在1800年之前的几百年,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某些方面甚至中国的内生优势更加明显。《大分流》第一部分的总标题就是“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他提出,“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出1800年以前西欧积蓄资产存在数量上的优势,或存在一系列持久的能使欧洲资本积累获得明显优势的环境因素——人口或其他因素。欧洲人也不可能明显更为健康(即人力资本占优势)、有更高的生产力或在别的方面继承了多年缓慢自然增长的超过亚洲较为发达地区的优势”。

  

   这段看似严谨其实有严重逻辑问题的话里包含很多含义,本来是欧洲与亚洲的比较,或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但此处彭慕兰却将其中的一个比较对象悄悄转移到了“亚洲较为发达的地区”,即中国江南。他在书中所做的其实就是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局部地区的比较。与此前中国学术界经常发问的“中国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不同,彭慕兰发出了相反的疑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不同的发问实际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所以中国学者很容易将他的发问当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证据。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加州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声名鹊起,以至于“大分流”几乎成为了前现代中国强盛的代名词。

  

   以上通过近年历史研究的一些实例,简单阐述了史学研究领域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以及“中国中心论”兴起的过程,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说“西方中心论”之“非”易,说“西方中心论”之“是”难;同理,说“中国中心论”之“是”易,说“中国中心论”之“非”难。其实,简单的“是”与“非”都是不对的,都是非理性的。我们只有回到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中,抛开主导我们行动与思维的意识形态及情感因素,才能还“西方中心论”以真实面目,给“中国中心论”以确切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我们的行动才可能更为理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区域国别学与跨文化研究

  

    进入专题: 西方中心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134.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