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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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  
以便论证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的历史正当性。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批判地检视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观点,尤其是关于剥削的看法,提出剥削不应简单地被看作对剩余价值和财产的私人占有,而要“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34,借此革新了党的意识形态,使之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借助上述改变,党再一次突出了自己的使命性特质,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归了党所肩负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

  

   三、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

  

   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是推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同时在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要正确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遗产,更新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认识。所谓经济基础,并非作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物质生产领域的代名词,而是这一物质生产赖以展开的社会关系,即与经济剩余的占有和使用直接相关的权力关系的总和。在世界历史上,诸如宗教、血族、政治等制度形式,都曾在不同历史时代承担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和产品的分配,并因之构成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经济基础的范围在人类社会中事实上是变动不居的。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市场经济以前的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3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3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在其早年的文章里,习近平对此问题就有深刻的认识,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37他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38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笔者曾经提出,为了理解这种市场经济的特点,可以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区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市场经济1.0、2.0和3.0。市场经济1.0对应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战结束后,伴随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市场经济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可以视作市场经济3.0。39

  

   作出上述类型学区分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在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有何差异;第二,掌握投资权力的经济当事人在种类上有何不同。表1概括地表达了三种市场经济的差别:首先,依据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一标准,市场经济2.0、3.0与市场经济1.0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前两种形态中,政治制度都承担着生产关系的功能,嵌入经济结构,而在后一种形态中,经济和政治被看作截然两分的不同制度类型。其次,根据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这一标准,在市场经济1.0中,私人企业几乎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2.0中,除了私人企业外,凯恩斯主义国家成为担负投资职责的经济活动主体。在市场经济3.0中,除了两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外,竞争性地方政府和国家也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与这三种市场经济类型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即市场经济1.0理论、市场经济2.0理论和市场经济3.0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市场经济1.0理论的当代代表。这一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各种具体学说,如理性预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中性国家假说,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也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学说。市场经济2.0理论发端于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学说,正式提出于凯恩斯。在传统凯恩斯主义之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流派是该类理论的当代代表。这一类理论通常强调现实经济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诸如投资这样重要的权力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在后发经济中,如果不能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将面临企业家职能稀缺、战略性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知识生产不足等瓶颈。40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的3.0版本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3.0与市场经济2.0有许多共同点,但同时又全面超越了市场经济2.0。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在市场经济3.0中,国家的经济作用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宽广。以宏观政策而论,除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外,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在国家经济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宏观战略管理和宏观战略投资超越了纯粹的市场逻辑,同时又可与市场经济在整体上相嵌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周期性危机方面的核心制度安排。其二,在市场经济3.0中,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发挥着全面领导作用。正是由于党的这种作用,国家才有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各国常见的来自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制,更好地完成国家经济治理的任务。41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是一种既与市场相分别,又与其密切融合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其内容涵盖了(但不限于)如下方面:制定和执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展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4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经济治理具有如下制度特性:第一,党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党的这种领导作用要通过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通过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来实现。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一方面表现为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体现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相对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也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和方向。43

  

   第二,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又与市场调节相嵌合的另一种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

         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担负着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党领导的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从而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党还负有在全社会贯彻公平正义的职责,为此需要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44

  

   第三,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市场在发挥这种作用的同时,也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导致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如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过度商品化,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产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战略性通用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等等,为此需要国家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45

   四、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46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47通过改革推动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中衍生出来的党的作用,也是党的最为根本的经济作用,党的其他经济作用是由此派生而来的。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论断,其实质是将党自觉推动的制度变迁,即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来看待。然而,制度的创造性毁灭是以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业已确立为前提的,党不仅要造成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保证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就涉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及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乃至其他重要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习近平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曾提出,“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这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待的。48这种根本制度并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就像国家或政治权力只要承担了生产关系功能,就嵌入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一样,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意味着党也会执行生产关系的职能,并因此嵌入经济,成为一种经济制度。

  

   将党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不是改革之初就设计完备的,而是在四十年来的实践中摸索形成的。在改革之初还有相反的做法,如20世纪80年代提倡的党政分开,试图将党的政治领导与具体业务领导严格区分,但这些实践距离后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里都提到:“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还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49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准确概括。

  

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其经济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通过国家机器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作用。党和国家机器具有同构性,党的组织与国家机构是交叉重叠的,具有类似的科层及其合理化特点。党与国家机器的结合,便于党贯彻其在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的政治领导作用,没有这种结合,就无法实现党的领导。但是这种结合也有其弊端。葛兰西曾经谈到这一点,他指出,政党可以履行管治的职能(被误译为警察职能),即维持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职能,“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使职能;如果是倒退的,它就会‘官僚地’(在官僚集中制的意义上)行使职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就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纯粹执行者;它就是一个技术意义上的管治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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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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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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