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峰: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初步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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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新峰  
而是谓识大体,知权经,而有佐国之才之人。”谢茂松则中肯指出:政治乃是一种实践知识,“理解了政治道德,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政者个人的道德与能力不是两件事,而是在最高层面,即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上的合一。同样,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也应该合为一件事。”遗憾的是,当代政治学研究“严重缺乏政治实践智慧,故未能将‘政治道德’纳入视野,这正暴露了其不成熟性。”

   7、风化—天下文明

   牟宗三将儒家的“治道”径称为“德化的治道”,“治道就字面讲,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其本质就是‘自上而下’的。……治道之本义只是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儒家之所以将礼乐作为教化的根本方式,乃因为一文化的教化理念,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仪式、习俗之中,方能对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并藉此培育价值认同,养成德性。”

   儒家德性政治传统具有浓厚的“天下”关怀,致力于构建“天下型国家”,蕴含着反思与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势能。我国台湾历史学者高明士曾将孔子所言的“德礼政刑”作为传统中国天下秩序(高明士称之为“天下法”)的“四要素”,进而转化出“四原理”,即“结合原理、统治原理、亲疏原理、德化原理”,而“德化原理可说是天下秩序最高、最远的境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中国天子平时运用德化原理于四夷时,是基于教化臣民而抚育四海;若对臣民采取兵刑(王化),威慑四方,则属于例外。因此,自汉以后,所谓德化原理,实际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教化,二是王化。前者是父教子,后者是君导臣,所达到的境界,统称为德化。”然而还应强调的是,“中国对四夷是承认‘皆有性’,并非讲德化时就抹煞其‘个性’。”封建制的天下秩序基本上允许“各守其地”,即使四夷也允许各有其“性”,秦代之后并未改变此原理,如琅琊台石刻所云“莫不受德,各守其宇”。甚至可以说,“各遂其性,各安其土,是德化原理,但也是刑禁(王化)原理”。

   儒家以家族血缘为联系,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血缘联系通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历史叙述”。儒家修德达致的范围并非限制于某一诸侯国,而在于普天之下。孔子的“一匡天下”(《论语·宪问》)、孟子的“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及荀子的“壹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体现出儒家“大一统”的愿景。儒家“大一统”思想,不同于其他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面向在于,同样以结束诸侯割据混乱局面为目标,儒家强调的并非“一国之主”,而是“天下之主”,或作为社会秩序保障的“令所有人全都慑服的共同权力”,因此儒家思考的不仅是造就一个强大的国,而是建立一种善治共治的“天下型国家”。是故,无论中国帝制时期朝代如何更迭,构建“至大无外”的“天下型国家”蓝图始终被不同统治者所采纳,在政治实践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大一统”愿望。然而,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则是与之背向而驰的“对立”逻辑:“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反思西方“对立”思维带来的诸多弊端,发掘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价值。其中,当代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世界史构造”颇为契合本文所言的儒家德性政治精义。柄谷试图以“交换模式”概念模型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概念模型,所谓“交换模式”包括:交换模式A(互酬:赠予及回礼)、交换模式B(服从与保护)、交换模式C(商品交换)以及在普遍宗教中依稀可辨、却尚未完全浮现的交换模式D。这四种交换模式分别对应着氏族(及现代条件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资本与未来联合体四种共同体形式。任何一个现存社会形构,都是前三种交换模式的结合;从整个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交换模式A、B、C占支配地位的分别是“微型世界系统”“世界=帝国”“世界=经济(现代世界体系)”,但在它们之上还存在着一个X因素,即交换模式D所对应的“世界共和国”(系柄谷借用康德的用语)。先秦儒者注重的并非“统治自然的技术”,而是“统治‘人性的自然’”的技术,进而克服了“豪族与祭司”之“巫力和武力”的“互酬性原理”,构成了对交换模式A的超越。法家与秦始皇试图连根拔除过去源自互酬性的各种权力,完全代之以交换模式B,但“凭借法家的理论,无法形成持续的国家体制”,还需要超越于交换模式A、B之上的“某种原理”;经过董仲舒转化的帝国儒学,接续了先秦儒家德性政治传统,有效回应了“帝国引进普遍宗教”的需要,赋予帝国以类似交换模式D的原理。儒家“提供足以包含、统治各式各样社会的帝国的原理。简单来说,那就是文化”。而“中国的‘文化’不是culture,而是civilization。在帝国之中,civilization是一般性的规范;各地方只要愿意接受civilization,就可以保有自己各式各样的culture。”柄谷指出,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被西式民族主义所分解,“保持广域国家的样貌”,离不开此种“帝国原理”。放眼未来,“中国应该超越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创造积极意义下的‘帝国’为目标”。而“不具有帝国原理的广域国家,也就是霸权国家,必定会成为‘帝国主义’。”足见,正是以“敦风化俗”实现“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传统,造就了前引章太炎所谓“仁抚属国”的“中夏政制”优长。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济宁市儒学尼山学者,主要研究中西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基本理论。本文原载《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核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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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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