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姿:用程序思维破解政治与法治关系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2-07-03 1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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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姿  
引发利益冲突和内部分裂。同时,世界秩序与游戏规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博弈均衡的产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公平竞争可言,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充满政治、经济风险。上述国内国际情势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维系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进行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有限的资本集中投入最需要领域,以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15)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6)即便在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这个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样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法治不仅意味着治理技术的革新,而且意味着治理模式的转型,是“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17)对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主要通过政治运动进行社会动员的治理传统来说,法治无疑是一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全部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不仅难度极大,而且任务繁重。按照《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法治建设规划》)的设计,法治中国建设任务的时间跨度一直持续到2050年。规划提出的阶段性建设目标非常明确且相当高远:到2025年,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有效,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划中提出的法治建设内容极为庞杂,包括法治体系建设、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司法权运行机制、权利保障体系、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方面,工作任务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单独依靠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均无法完成,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担当的执政党担负起为法治建设勾勒理想图景、引导法律发展走向、部署建设方案的历史责任。十八大以来党关于国家治理的若干重大决定,就是依照现代化的、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政治架构擘画的法治建设蓝图。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目标。党的十九大决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发挥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监督落实的多项职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谋大局,把方向”。党在充分行使公共职能、全面调动各方资源、凝聚法治建设共识等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执政能力,用权力、组织和政策等政治资源为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通过理论论证、舆论宣传、社会动员为法治建设汇聚了雄厚的政治力量,党自己则成为法治建设的政治中坚,身体力行,攻坚克难,为法治建设开辟了广阔的政治空间。

  

   2.法治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合法性来源,法治实践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在法治道路的选择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决不能走西方路子、照搬他国模式,要注重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吸收和创新发展中华法治文化优秀传统,理性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探索符合法治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突出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18)“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19)“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20)

  

   其次,法治建设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作为价值目标。这是中国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显示“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的价值依归的本相”,(21)包含着丰富的法治内涵,与法治的价值目标有内在一致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准则,为推进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到战略引领作用。(22)新发展理念写入新宪法,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至上被确立为法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民法典、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活动具体化为正式法律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宪法实施的基本问题时指出:“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23)

  

   再次,法治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24)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人民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超越单一的国家主义视角,要更多重视人民的作用,反映人民的意愿。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定是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在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地推进法治化。”(25)其中,自上而下的推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则来自人民群众的参与,二者的双向互动确保了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让处于法治“后发赛道”的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6)

  

   3.法治实践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实现

  

   后发现代化进程走的是跨越式发展道路,政策和法律都是执政党用来改变社会,推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的治理工具。(27)中国法治建设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法律是党推行政治目标与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工具。法律要体现政策精神,政法工作要服务中心工作,法治建设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稳定、保障政治安全、维护既定社会制度。政法队伍向来被比喻为“人民的刀把子”。2015年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作出指示,要求“把政法工作摆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职责,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28)服务于政治目标构成了我国法治实践的政治运行机理。

  

   二、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与建设难点

  

   《法治建设规划》描绘的法治建设图景是:建设以良法善治为核心,以法治的人民性为本质要求,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一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有的法治理想形态,是制度之治的最高形态。(29)

  

   (一)法治建设理想: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完美结合

  

   首先,法治建设的内涵是构建良法善治。法治建设不仅是建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形式上的“法律之治”,更是实质上的“良法善治”。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同时强调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良法不仅是立法技术良好的法律,而且是遵循客观规律、反映社会良善价值的法律,是能够充分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多元诉求的法律,还是获得社会广泛认同而实现良好的法律。(30)真正的法治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良法善治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31)

  

   其次,法治建设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法治建设全过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只有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普遍认同,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32)法治精神需要道德滋养,法治文化需要道德的支撑。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才能实现全民守法的目标。法治建设一方面“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33)把道德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

  

   再次,法治建设要实现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习近平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34)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所谓公正既包含形式公平也包含实质公平。他认为,法治建设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其中,司法公正对于法治建设的意义举足轻重。习近平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35)新时期人民对司法公正的期盼有了新的变化,不仅注重审判结果的实体公正,更多注重审判过程的程序公正;不仅关注整体司法公正,也很看重个案实质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36)

  

   (二)法治建设难题: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轩轾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遵循不同的标准,各有轩轾。二者虽然在整体上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但因为遵循不同的逻辑而可能在局部发生龃龉。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正确与法律权威的紧张。强调“服从”的政治与崇尚“独立”的法治,其实质是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轩轾。从权威来源的角度来看,党与法的关系难题实为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并存和兼容难题。魅力型权威不受制度拘束,偏好打破常规、追求超凡政绩的革命天性,与法理型权威恪守法律和规则的守成性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相应地,按照不同权威类型的合法性逻辑所作的制度安排必定存在诸多矛盾冲突。在政治生活中,两种权威的紧张关系集中反映为党和法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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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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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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