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生旭 陈浩:技术治理的反思:内涵、逻辑及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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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生旭   陈浩  
因此依靠信息技术所描摹的“人”并非是完整的。另一方面,化简逻辑与复杂社会的涌现性相冲突,在将系统整体拆分为部分时也失去了整体所具有的独特属性、特征与功能。信息技术在测量时往往将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拆分为不同部分以便于信息数据的收集与运用,但这也将导致部分关键信息的遗失。因此,化约逻辑下仅凭技术简单地将社会转化为一串串数字和一系列的指标并不能完整地反映整个社会的真实情况,难免会出现信息失真的缺陷,无法精准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的镜像。

  

   个别地区在精准扶贫中遵循的化简逻辑就曾导致扶贫失准的现象[41]。精准扶贫强调以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帮扶与管理,通过构建“互联网+”精准扶贫应用机制来实现有效的贫困治理,这与技术治理的逻辑相契合。个别地区在精准识别的过程中单纯采用指标化、数字化的形式对扶贫效果进行化约。如有学者调查发现,N省通过建档立卡的形式将扶贫效果分为各项指标,扶贫资源与扶贫效果均通过数字化的指标来衡量[42]。技术治理的化简逻辑能够将复杂的扶贫效果转化为清晰、可见的各项量化指标,无疑为扶贫工作的考核提供了依据,但实践中影响扶贫成效的其他关键因素诸如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公众与政府之间围绕扶贫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等无法通过数字或指标的形式简单体现,因此数字与指标在还原扶贫实际效果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失准的现象。实际问题的复杂程度超越了技术治理的效用边界,这造成扶贫中的信息失真,产生数字泡沫、扶不准等困境。

  

   (三)工具理性下价值理性维度缺失

  

   韦伯将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分为两类。一是价值理性,即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动机的纯正和以正确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动机,关注自身的行为是否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等价值观,行动者在行动前会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价值的要求。二是工具理性,即行为只受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以摈弃感情色彩的理性思维开展行动,强调行动是否能够最终获得结果,是否能够实现目的,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漠视情感、道德、责任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淡化人的主观地位。

  

   随着新技术向各领域逐步渗透,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受到政府官员的追捧,各级政府争相引入新技术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有效地提高了治理的效能。但从效率至上逻辑出发的技术治理呈现以结果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倾向,该倾向直观地体现为“效率高于一切”[43],即只关注技术嵌入后是否实现规定的指标,从效率以及效果的最大化的角度考量技术治理的成效。这实质上只是运用技术促进管理技巧的提升,但忽视了治理对人本价值的重视,即仅仅是“技术”,而非“治理”。过度强调工具层面而淡化价值层面的考量,导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目标的异化,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在治理活动中,目标责任制的强目标与弱手段机制使地方政府出现唯指标主义,以致某些基层干部仅围绕指标这一维度开展活动,只注重如何用各种手段使指标数字变得“漂亮”,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割裂开来。而对于公民的价值诉求是否得以实现、公民作为治理主体的地位是否得到提升等价值维度,地方政府似乎不太关心,其技术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色彩。技术治理中的工具理性实质上在于只注重了管理机制与管理技术之“形”,但较少关注社会主体和社会价值之“核”;强调技术嵌入治理程序和流程的再造,而非对社会与制度价值的提升。工具理性挤压了价值理性的空间,致使价值理性呈现边缘化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城市社区运作是行政性与自治性双重交互的模式,表现为居委会工作的行政化和社区决策实施的民主化,但社区自治实践中存在价值理性缺失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治理延伸了国家的管理触角,政府权力正通过“智慧社区”“一网统管”等技术的形式,逐步下沉至社区管理各项工作中。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行政层面上效率的提升,即工具层面上对于社区管理流程、方式的重塑,扩大了社区的行政性,强化了国家权力对基层社区的有效控制,但却忽略了公民自治性的提升。由于忽视公民参与、民主意识等价值层面上的培育,淡化了公民的主体性,公民在社区治理中依旧处于被动地位。

  

   (四)技术赋权下公民参与不均衡性

  

   信息技术具有赋权的能力,赋予各个社会主体一定的权利,使各主体能享受到技术发展的红利。国家能够依靠信息技术的力量延伸自身的权力触角,渗透到各治理场域,实现国家的在场,促进政府的监管能力。而企业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不仅能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一定的贡献,承担社会责任,也在技术创新发展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利润回报。普通公民也能够藉由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话语权,更加便捷地参与政治生活,同时丰富了监督政府的手段。但信息技术赋予主体之间的权利有一定的差异性,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看待这种差异。

  

   一是从“国家-公民”的角度上看,控制大于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搭建电子服务信息平台,拓宽了双向沟通的渠道,提高了行政系统运行的效率,提升了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如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政务APP的发布、一站式服务的推广等。对于公民而言,信息技术赋予了公民更多话语权、知情权,使其能够通过政务网站、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参与网上投票、民意调查等活动,丰富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拓展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对于政府而言,技术的革新能够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政府依靠信息化建设加强对社会风险的监控、应对能力,加强了对社会的监管能力。虽然信息技术使公民个人不再被政权原子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家低效的单向沟通模式,使公民参与成为可能,但信息技术的赋权具有不均衡性,对于公民的赋权是“被多方规定的赋权”[44]。这实质上意味着国家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同时信息技术赋予了国家更强大的社会测量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支配能力;相较于国家而言,赋予公民的权利必须在政府所制定的规则框架下行使,是受规则限制的权利。同时公民也可能被排斥在多元化的治理体系之外,信息技术的作用仅限于沟通能力的提升,而公民则成为受控制对象而非积极的治理主体。

  

   二是从“市场-社会”的角度上看,掌控大于服务。作为技术的研发者与拥有者,企业在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往往占据有利地位,尤其是资本力量对信息技术的侵蚀,加剧了技术的垄断性,甚至导致资本挟持民意的窘境,使公民处于博弈的弱势地位。在公民与企业中存在一层难以突破的技术壁障,即企业握有专业技术,而普通公民缺乏专业领域的知识,这也是知识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无法消弭的巨大鸿沟。二者在信息交换中处于不对称的地位,企业掌握了大量公民的信息,而公民通常能够获取的信息量有限,加上专业知识水平的差异,企业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被赋予了更多主导的权力,而公民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信息技术在市场与社会的不对称赋权也是近年来诸如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售卖等不法行为的成因之一,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公民在同企业的博弈中沦为了所谓的“韭菜”,这进一步引发了当今互联网治理中的种种乱象。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扩张加剧了公民与政府、企业间的地位不平衡问题。从积极层面上看,信息技术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转变人民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向智慧化、智能化的方向迈进。但从消极层面上看,随着信息技术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公民的隐私空间却正被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所挤压,公民在生活中产生的轨迹甚至包括身份证号、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隐私信息都通过各类传感器、APP等渠道向政府或企业集中聚合。但受制于条例、规定、规章等因素,公民对个人信息的控制能力往往有限,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政府以及企业手中,公民只负责生产信息数据,而对数据的处理、使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由后者决定。此外,赋权的不平衡也不利于公民在治理中积极发挥主体效能,大部分公民仍扮演着单向传递或被动接受信息的角色,而非公共治理体系中的活跃主角。

  

   五、总结与思考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技术治理的内涵进行阐述,从技术和治理两维度出发,对技术治理进行逻辑建构,认为技术治理的逻辑主要包括三条路径:一是“软”技术治理思维路径,即以科学理性思维进行治理活动;二是“硬”技术治理工具路径,即治理手段与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技术的融合;三是以治理的过程为中心而建构的技术治理的过程路径,即两个层面在治理场域中相互作用并最终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但在实际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遵循的逻辑也暴露出了诸多困境。第一,受行政体制遵循事本主义的影响,避险避责的理性选择导致配套制度的脱嵌,引發技术自我强化的逻辑,使治理目标出现异化倾向,导致技术治理内卷化现象。第二,技术治理遵循化简逻辑,试图将社会进行简化,转化为可视化的数字指标,但忽略了社会的复杂性,忽略了人际关系、情感、想法等无法转化的非理性因素,从而陷入信息失真缺陷困境。第三,技术治理带有显著的工具理性色彩,只注重治理活动中嵌入技术后是否实现规定的指标,追求效率以及效果的最大化,并以此角度考量技术治理的成效,使“技术”与“治理”逐渐分离,引发“唯指标主义”的缺陷,忽视价值理性维度,忽视对公民责任、参与意识等价值尺度因素的考量。第四,技术的赋权在不同治理主体间呈现不对称的情况。从“国家-公民”的角度看,技术赋予的权力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排斥公民作为治理者的角色;从“市场-社会”的角度看,技术赋予的权力集中于企业,企业在与社会的双向沟通中处于优势地位,公民在信息时代的博弈中处于弱势或受支配的地位,公民参与存在不均衡性。

  

从西方技治主义的兴起到国内技术治理的种种实践,再到当今“互联网+”、云模式的大力推广,技术进步有效推动了社会发展。然而技术并非总是完美的,在技术与治理融合的背后也潜藏着诸多隐约可见的消极面。诚然,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技术以及技术治理,摒弃“唯技术至上主义”“技术万能主义”,思考如何克服技术治理的短板,突破原有逻辑局限,顺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政府治理创新。新时期,国内公共治理的诸多实践彰显了技术治理的效能性,同时技术治理的中国逻辑则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性、独特性和新方向。在技术与社会治理日趋紧密的当下,国家需要有效利用以信息、智能与大数据为主的新一代技术,发挥技术治理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尽快建立健全技术治理模式,推动政府治理创新,提升技术的价值与变现能力[45]。首先,需要突破技术治理自我强化的逻辑闭环,完善配套制度设计,搭建完整、有效、具有适配性的技术治理制度框架体系。其次,强调科学技术对技术治理的引领作用,在确保技术治理有效性与科学性的同时,需要正视技术治理的局限。复杂的社会不能仅凭数字与指标来衡量,也需要多元化的治理工具与治理方式作为补充。再次,在社会生活中,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工具的阴影不应遮蔽价值的光辉,价值层面的考量在许多情况下比对效率、结果的考量更加重要,在技术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运用工具之便,也要注重价值之实。最后,技术治理应当凸显公民在治理活动中的主体性,有效发挥公民在治理体系中的能动性,促进公民利用技术力量积极参与各类治理活动,建构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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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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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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