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 刘学:企业项目制与生产型治理的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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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   刘学  
每个区域的企业扶贫“干部”,必须要按时提交日记、周记,每个月B企业集团汇总地方上的“B企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月报”进行宣传。区域扶贫的主要负责人每个月定期去总部交流学习,每半个月召开例会,所有的一线扶贫项目党支部向当地县委、县人民政府做出“军令状”式的帮扶承诺。

  

   四、企业外部的运作:项目耦合的共治机制

  

   企业项目制不仅是企业内部动员、打包资源的方式,还是企业下沉项目、创造协同共治体制的机制。企业跨界基层治理,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替代其他主体接管社会治理(所谓“政企不分”),而是必须与基层存在的国家基层政权、社会自治组织,乃至社会分化出的各种志愿团体和群体(例如致富带头人、青年积极分子)进行协同治理。企业打包好资源之后,如何使得资源沿着乡村脉络进入乡村?进入的机制是什么呢?企业的项目在外部同样要解决“合法性”问题,这就要求把企业诉求“转译”成为治理体系的一个部分。我们发现,企业项目制的动员方式与国家项目制相耦合,形成社会发展的共同生产体制。所谓耦合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以运动形式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而渗透联合的现象。项目耦合意味着企业将包括技术、资本、产销渠道乃至人力资源的市场资产“打包”起来,“转译”成国家项目制的有机组成,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经济吸纳等方式,对原子化的乡村进行了重塑,形成了带有“乡村经营”特征的政、商、社多主体混合的共治体制。

  

   (一)考核绩效的共同确认

  

   企业更高层考核企业参与的扶贫项目是否成功的指标,既“不可测”又“可测”。不可测是因为“支撑业务”很难量化成公司绩效层面的指标,而且受到企业领导层个人因素影响更大。但对于“项目制”化了的项目而言,往往带有相对较长时期内持续投入的预期,在考核指标上也更加“可测”。这主要表现在绩效考核的方式与国家项目制直接勾连。

  

   T企业的项目平台,主要以村庄的活跃度、乡村脱贫致富的典型案例挖掘作为衡量项目绩效的主要方式。例如,按照党务村务的完善情况、组织生活、问卷、话题的发布或开通设定星级村庄任务,根据村庄关注人数为村庄活跃度排名。在实际运作中,政府投入、村民投入这些都被量化为“用户习惯”“用户黏性”这种产品运作思路。例如,村助教和管理员在汇报相关工作业绩时常见表述是,“我们村1600人,智能手机800多部,我村每天看帖是3000人次左右,几乎家家有人看……”在对外宣传上,项目的宣传与精准扶贫的多元扶贫模式相对应,强调激发扶贫动机、电商扶贫,改善乡村治理的特性。

  

   B企业的项目运营考核与国家扶贫考核标准的勾连更为明显,规定动作、数字管理、表格治理的特征突出。企业的扶贫人员被要求按照当地政府的贫困名单“一对一”帮扶,与地方扶贫干部深入合作,下沉到基层寻找可以发展的产业和脱贫方案。B企业还编制《B企业党员干部手册》等手册,建立“乡村振兴学习实践中心”,按照统一模式在全国其他帮扶县进行复制推广。B企业对区域扶贫“干部”的考核也相当严格,周报、月报都需要按照总部安排的规定动作执行。

  

   (二)基层组织的共同建设

  

   在乡村,党员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两个企业的项目下乡,都把参与和赋能基层党建作为抓手,形成了新的制度,参与到基层组织共建当中。

  

   B项目借助党建扶贫,将企业的扶贫队伍与当地县政府、乡镇政府、地方农业科学研究所、经济合作社、贫困村第一书记进行对接,参与了基层组织共建。在某市,B集团党委下属43个党组织与所帮扶的78个省定贫困村签订党建共建协议,结合各村实际困难制定共建计划,为每个村配备上限20万元的党建预算资金,寻找“老村主任”和“致富带头人”,颁发聘书,每月支付800—1000元薪酬。这些老村长不仅仅协助B企业的扶贫项目落地,也组织和动员村民成立合作社、理事会,出谋划策,甚至成立村民理事会、农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参与项目决策、执行和管理。

  

   T企业项目借助乡村整体数字化,建立了共同管理体制。该项目的乡村管理员只有不足1/3的成员是“两委”成员。但在村庄的星级评选规则中明确要求:需要邀请管理员、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等人员,在平台身份认证。村民活跃度的一个指标强调,管理员需要“带动村民们多上村品平台关注村委发布消息,参与村庄事务的讨论,积极互动提升活跃度”。也就是说,虽然该项目缺少正式的共管机构来明确这种共同管理的方式、责任和权益,但它实际上仍然需要借助管理员的力量,用劝服和带动的方式,将“两委”成员和村民带入项目之中,并提供项目运作、经营和改善的建议。

  

   有意思的一点是,除部分贫困村免费外,T企业的项目并不是完全免费的。T企业的项目团队发现,企业扶贫或者政府扶贫有时导致“好心办坏事”,“等靠要”现象时有存在。如何激发当地政府、精英、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是项目团队的核心关切,于是他们开启了收费模式,用来屏蔽试图搞政绩工程的部分地区。政府出资,就需要配套经费和人力,努力将钱花好,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政绩工程,也避免项目流于形式。费用进入专为项目设立的基金,维持团队运营,并且用来做有奖征集令等活动,激发村民积极性。服务购买对象为区县一级政府单位时,一般由政府指派熟悉互联网并且对基层村两委、党支部有管理职能的单位牵头推动项目实施。也就是借助政府的动员能力和财政投入,来保证基层官员和村民能够有效地进入项目,形成组织共建。

  

   (三)公共产品的共同提供

  

   企业项目制下乡,意味着企业将适合乡村发展的资产重新打包下乡,改善了乡村公共福利和产品的供给。但下乡(“输血”)并不意味着扶贫的结束,而是另一项工作——赋能(“造血”)的开始。在输血型模式中,一些企业只在意如何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比如政府补贴)或做一些表面工作;而两家企业的“造血”过程,都非常强调配合基层政权的工作和支持地方长远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B企业在某县的扶贫工作中,整合投入资金400万,每个村10万,支持40个贫困村入股。为了支持贫困村集体和贫困户发展,B企业的扶贫产业还会按照入股资金的20%进行每年分红,保障了每个贫困村都有较高的入股收益。每个村每年2万收益,其中60%分给贫困户,40%留在村集体支持集体经济发展。苗木种植方面,企业提供贫困户种苗垫资借款,按照“借苗你养—赚了归你—再借再养—勤劳致富”的资金运转模式,贫困户种苗入股专业合作社,并由其运营管理,由专业合作社提供种苗、技术服务及产品回购等服务。

  

   与B企业的硬件投入不同,T企业项目的主要贡献是培训互联网能力。网络虚拟空间的接入也是一种公共产品,通过培训农民使用互联网为乡村加入“移动生活”提供了“人力资本”。这一点在HZ市体现得尤为明显。HZ市农村电商较为发达,在“市场侧”的数字经济发展较快;而T企业项目的进入恰恰提供了另外一种侧重于“治理侧”的数字政务和数字社会平台。T企业项目不是一种竞争,反而能更好地促进电商产业的发展。HZ市商务局负责人说:“这么多年轻人回来以后,乡村治理就成了一个短板,有些村干部年龄比较大,但是回乡的这些人60%都在从事互联网方面的工作。村庄的管理模式落后,跟年轻人脱节,所以我们就看中T企业的这个项目。他们挺好,一个村庄一个数字平台,最后汇总成一个大的平台……把这个村庄的人都吸引到这个平台里面,村庄的事他们去关心,村庄的发展他们去关心。政府介入这个平台,一上服务大厅,又沟通了政府跟村民的直接联系。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在我们这儿是天然融合的互利共赢。”HZ市后来更加意识到,村民互联网习惯的培养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筹码。众多电子商业集团争相入驻HZ市,都是看重了HZ地区普通群众较高的互联网素养。

  

   (四)治理规则的共同制定

  

   无论是股份合作制公司的建立,还是乡村整体生活的“触网数字化”,农户、乡村基层政权、企业都离不开基层治理的平台。就B企业的扶贫模式而言,这就需要规则的确立。举例来说,2018年,B企业与陕西某帮扶村手工编织合作社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在这个协议中,B企业发挥企业技术以及营销渠道优势帮忙包装、营销,而该村的手工艺者和村民则负责按照B企业制定的规则去形成文创产品。与此同时,无论是与地方合作社共管、与村委会共同组建运营公司,还是直接入股扶贫产业,B企业参与到当地社群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参与村庄发展议事会议,还承担了村庄发展规划、综合管理等治理职能。

  

   T企业项目通过与基层的碰撞,共造了产品,将社会治理规则通过互联网平台来传递,反过来又促成了村庄治理的新规则。T企业建立了“T企业运维团队—村助教—村管理员”的三级管理体系下沉到乡村。作为一个服务于“乡村治理”的“网络社交产品”,该项目的产品设计原则本身就反映了地方治理规则,并且在与乡村基层的不断碰撞中修改规则。比如议事厅功能就是在村庄管理员提出需求之后T企业后台开发运营的,成为村庄议事的一个新制度。T企业项目负责人说:“有个村的管理员,他说你只有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这些都是事后,我们在事前需要一个议事厅。议事厅需要什么功能呢?就是在线有一个评议过程,于是我们就开发议事厅这个功能。为开发这个功能,我们投入了蛮多人、蛮多时间在做。做了以后,先让他们村用。他们使用了一阵时间,应用效果好,于是我们就全国推广使用。也就是说,每个村庄都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研发一些功能。”

  

   这些研发的新功能由于来自村庄的自身诉求,往往成为活跃板块,对改善村庄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T企业项目的星级任务包括:认证村民人数、党员人数、两委人数、发帖数,还有发起一次组织生活、发起一次投票评选等。具体的规则还会动态调整。例如,2019年4月,将村庄评定为“三星”级别的任务有所调整。原因是有些村的基础党务工作没有完成。调整之后,村庄如果希望升三星,就必须要更加努力地推动党务工作的落实。这些规则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在助教群里,并允许助教提出反馈意见进行修改。例如,针对升星任务,某村管理员就提出需要T企业运维团队提供更多后台数据,以指引管理员针对性地改善和推进工作。之后,项目团队改善产品服务,为管理员提供“30天板块点击量”“村友圈”“村务”“党务”等几十个页面的点击数据。这些数据的分享和产品规则的修改都是经过村庄管理员与项目团队集体协商确立的。每一次规则的修改都意味着村庄治理的调整。

  

   五、生产型治理:企业项目制进基层的影响

  

当企业以项目制方式进入基层的时候,基层治理的原有格局和体制也被重构了。对基层来说,企业参与治理,以外生的生产绩效为起点,但过程中整合了各利益攸关方资源,最终实现基层的内生善治。对企业来说,企业将自己的市场能力与基层的沉淀优势相结合,打通国家—市场—社会的资源链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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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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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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