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历史与国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9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00: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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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的。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限制人的能力发挥为目标的。

  

   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同情地看待历史,也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如此大规模的人才积聚引向科举、引向仕途,并用一项严密的制度分工安置好,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 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大规模下降。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则大大束缚了社会需求的满足和生产力的发展。

  

   这与其说是治理体系的“过度文明化”,不如说是治理体系的 “高度官僚化”,从而更造成了这些“过度文明化”的治理者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并不等于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最为深刻的总结。②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反而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注释

  

   ①毛泽东.讲堂录[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90.

  

   ②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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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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