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 次 更新时间:2022-05-29 00: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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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峥嵘  
比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认为,这次与大萧条截然不同;大萧条源于人类自身问题、货币和金融冲击;这次的状况有一些这样的感觉,但更像是一场大暴风雪或自然灾害,而不是典型的 1930 年代大萧条。3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一场全球卫生流行病已转变成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随着经济活动突然停滞,全球产出在2020年将收缩。4月1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最新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近1%。

   一些医学专家估计,新冠病毒难以彻底扑灭,将与人类共生,此次流行有可能反复,也可能在局部长期化。鉴此,主要经济体因疫情而采取的部分限制措施,也可能长期化。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四处挑战多边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通过加征关税、调整税收、限制投资、加强进出口管制等,不断增加美国以及全球贸易成本。一旦应对疫情的部分限制措施长期化,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将进一步上升。全球贸易的成本可能经历一个较大幅度上升。

   更为严峻的是,全球化遭遇的国内外政治社会阻力可能会全面强化。应对疫情措施不同、效果有异,各国社会政治恐将发生深刻变化,并触动国际关系变化,大国关系可能进一步重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将经历重构。与之相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经贸格局也将发生重大深刻变化。近年来,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疫情可能强化“区域化”。同时,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努力谋求中美经济脱钩,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压迫各经济体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疫情本应成为中美寻求合作的重大机会窗口,但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没有放弃脱钩努力,反而希望借助疫情,加速这种努力。世界会因疫情而更加团结,还是更加分裂?全球化是在曲折中逐步转型,走出低谷,还是一蹶不振,走向逆全球化?我们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四、全球化的未来

   从长期看,公共卫生,甚至战争这类突发事件均不会对全球化的大方向产生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四次“全球大流行病”,全球化遇到过许多阻碍,但一直在曲折中发展,不断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它符合各国发展利益。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如果停止跨境贸易,全球最富有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但最底层的10%的人口会丧失63%的购买力。另有研究表示,与世界经济融合度较的国家,其经济效率也较高。总体而言,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均从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净收益,但是这些收益的分配,在国与国之间、国内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远远没有实现公平公正。全球化的未来在短期内要看疫情防控发展态势,但长期看,还是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

   政治互信有助于解决全球化的四个关键问题:降低国家安全疑虑,相互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各种壁垒;支持国际机制的协调,必要时接受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仲裁结果;主动适应全球化分工要求,为国内受损群体提供扶助和保障,换取他们支持全球化;维护基于共同规则的全球经贸秩序,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的挑战在于,由于美国宣布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核心原则,上述支持全球化的政治能量正在瓦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冲击,在全球最需要政治共识的时候,大国深陷地缘政治角力无法自拔,《经济学人》感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正走向终结”。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以产业链延伸到全球的“全球化”,它意味着跨国公司成为重要国际行为体,市场成为资源跨国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意味着生产技术、管理诀窍、产业资本和经济收益的全球再分配,意味着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各国需要就税收、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定新的国际规则。世界银行2020年报告指出,1990年~2007年是全球价值链兴起的黄金时代(即将生产过程分割,分布在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不生产整个产品)。全球经济能走到这一步,冷战结束,全球政治走向某种“趋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政治共识已经全面瓦解,美国将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政治互疑不断下刷底线。全球化的政治环境逆转。疫情发生后,中美合作风波不断,虽然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各方暂停地缘政治角力,通力开展防疫抗疫合作,携手应对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但是两个趋势令人担忧,一是美国仍然没有放弃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共识,相比之前的中美在抗击非典、埃博拉病毒时期的通力合作,这次中美抗疫合作十分有限,摩擦和矛盾不断,两国围绕疫情应对开展舆论对抗,争夺话语权。美国官民指责中国隐瞒疫情,致使美国延误战机,深陷危机,并因此主张向中国索赔。得到西方多国附和,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但没有增进中美互信,反而加深双方战略互疑。不但没有拉近中美两国的民意和人心,反而加深双方的认知差异。认知差异不属于误会,而是对同一事实因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判断分歧。这是非常难以弥合的分歧。二是美国精英和领导层在推进有限合作同时,继续加力推进各项遏制中国的措施,在南海、台湾、新疆等敏感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继续推进针对中国高技术的封锁政策。基辛格博士在4月3日的评论文章中虽然呼吁国际合作,但不忘提醒西方,在全力应对疫情扩散同时,不要挤占另一项同样重要的紧迫任务,启动向后新冠时代过渡的秩序建设这一事业。在基辛格设想的新秩序中,可能不会有中国太多位置。

   全球化的未来大体上将取决于中国与美、欧正在展开的全面博弈。有几方面的原因让我们仍可以保有谨慎乐观。

   首先,正如历史不会终止于冷战结束,全球化也不会止步于美国主导下形成的模式。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变革、发展需求和全球共识仍然存在,虽然支持和保障全球化的政治能量在消退,但是,从两次大战之间,以及冷战时代的经验看,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力量会不断寻求冲破政治藩篱的机会,曲折向前,并形成新的高潮。

   发达经济体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加速产业回流,疫情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限制措施,长期看,可能提高商品,特别是重要国计民生相关产品的自供比、自给率、国产化率,这将引起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美国、欧洲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加剧,疫情之后,发达国家对各自产业链的痛定思痛之后,将加快弥补和完善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形成竞争中心,美欧可能会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2月28日,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艾丽西娅·加西亚-赫雷罗(Alicia Garcia-Herrero)文章《企业必须将供应链从中国进一步转移》。文章认为,冠状病毒的爆发提醒了国际公司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在疫情下,中国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已经崩溃。各地的工厂现已关闭或处于低负荷运转,国内和国际的运输大部分都已停止。中国供应链的中断现已影响到日本汽车工厂、印度制药公司和西方工业电子产品制造商。虽然美国、日本、韩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将海外生产投资分散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东南亚自身在生产投入方面也严重依赖中国,将价值链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对企业降低集中度风险收效甚微。跨国公司必须考虑如何尽快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将采购和制造转移回本国市场、客户市场或第三国,比如墨西哥、土耳其和东欧国家。文章认为,尽管冠状病毒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对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影响将会更持久。从全球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形成北美、欧洲、东亚(加上东南亚)等多个完整产业链中心是客观趋势。我们要对此作好准备。

   但是,只有主要大国才有条件在国内建立较完整的产业链。对于美欧来说,即使结成冷战时那样的同盟,打造一个新体系来重建全产业链,只要将中国排除在外,其成本就可能高得难以承受。美国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推出与中国脱钩政策,努力削减“国家安全”相关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依赖,积极寻求替代供应。疫情发生后,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开始向医疗产品领域延伸,正寻求在这一领域替代中国产品。但是,这只是美国政客的一厢情愿。考虑到美国当前的劳动力供应、技术研发和其他生产条件,要在美国恢复较完整的药品和医疗产品生产线,恐怕需要较长时间,其成本可能高出想象。以口罩为例,医用口罩巨头3M公司是美国企业,可是由于人工成本和利润原因,其生产早已全产迁移海外或者外包,加上原料需要进口,美国医用口罩的95%需要进口。美国不可能将中国完全挤出全球供应链,它会在努力提供关键产品自给能力的同时,着重遏制中国高技术发展,将继续在高技术领域围堵中国产品与服务,同时保持中美基本的经贸联系。中美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有望在现有水平基础上扩大经贸往来规模。同理,中国与欧洲和其它主要经济区的经贸联系可能会遇到复杂情况的冲击,但仍将继续推进,曲折发展。

   其次,数字经济有助于克服限制人员和商品跨境所带来的影响。据一种宽口径的统计,预计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50%。数字经济具有重构全球产业链的潜力,而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美国举全政府之力在全球封杀华为5G网络应用,虽给华为制造了极大困难,但仍未能在英国等核心盟友圈彻底清除华为。这一点可为未来的中美技术全球竞争提供一个参考视角。数字经济的另一项功能是使服务业可贸易化。据麦肯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里,服务贸易增速比产品贸易快60%。在商品贸易增速日趋势收缩的形势下,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日渐增长,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提升,均大大有助于改善贸易增长放缓态势。有了数字化助力,服务贸易更容易打破地域限制,如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服务可以绕开通关壁垒,实现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制造业产业链跨越物理边界可能会面临更多阻碍,但是数字可以帮助服务业跨越虚拟边界。这将赋予全球化新的内涵。

   最后,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这为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中国走的是一条从封闭到开放的道路,顺应了全球化的需求。发达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政治运动,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某种回调,其直接目的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保护本国全球化受损者,以及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美国现在担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挑战其国际领导地位,冲击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利用了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情绪,将加征关税、限制高技术出口、限制高技术交流等措施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国内对全面遏制中国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有高度共识,但具体的策略却不尽一致,存在许多争议。提升贸易壁垒、限制技术交流等逆全球化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即妨碍中国的发展,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反全球化的政治阻力呈现较强周期特征。美国的关税和壁垒水平受两党政治斗争影响很大,经历过高低起伏,但总趋势是逐步降低。特朗普任内关税和壁垒经历了上升周期,但未来美国的政治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推动关税下行的力量或者会重新执政。特别是,当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最终发展成为自我封锁,其成本已远远大过收益的时候,那么彼时美国可能不得不再度调整全球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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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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