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制是腐败的一个主要源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9 次 更新时间:2003-08-01 0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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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  

  给中国特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绕红灯”,“打擦边球”,“下不为例”,“避风头、躲潮头”等现象,提供了一个个“官本位”防空洞。

  

  9、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面临国际资本的强大优势和政权被颠覆、演变的危险,另一方面基本都脱胎于政治经济上原来比较落后的穷国弱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以增强国力,根据苏联的经验,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生产资料公有化主要依靠党政一体化的国家主义方式完成(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公有制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并使用劳动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管理和分配。国家在这里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实施公有制的环境、条件和安全保障。然而国家主义的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奏效,但往往很容易发生社会公有制=国家所有制=领导者占有制(有时以权力寻租等面貌出现)的内涵转移。这种转移在我国前三十年是隐蔽、游移、不确定的,后二十年逐步公开、明朗起来。不管怎样,以国家主义为动力背景的转移使作为国家实际主体的官员获益非浅,国家主义支持”官本位“的倾向由此而见。

  

  10、积重难反的干部终身制,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制,对上不对下的干部责任制;还有组织人事工作中的“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官场关系网的“你推荐我孩子。我提拔你老婆”等等不成文的惯例现象也是“官本位制”愈演愈烈的重要条件。

   …………

  这些机会和条件,有的是前进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必然现象,有的是政策上的失误、短期行为或副作用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它们是“官本位制度”在我国归复和强化的内在原因,是“官本位”得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下面让我们再看一看几个贪官的自白摘录。

  

  徐炳松(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受贿55万元,1999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尤其是我们处在领导岗位,大权在握,使我们总是处在社会变革的前沿。这种态势和环境,使意志不坚定者,逐步地发生了变化,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凭借党的政策,而且是在我们的具体领导下脱颖而出……”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像我们这些当官的,也得到巨大好处。我的老伴、儿子、儿媳,全家都有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而我们尽管组织上规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实际上住房、坐车、医疗、吃饭及其他活动交往等等,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很多很多。”

  

  叶季谌(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原行长,受贿折合人民币295万元,491.4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年11月被判处死刑):

  “看到另一些人利用生产资料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实行“双轨制”中依靠“关系”取得经营特权而积累财富,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有相类似之处,商品经济下的大生产要解决社会或企业的原始积累问题,初期难免有许多资源分配不公甚至出现“掠夺”行为,这种不公现象和掠夺行为诱发的腐败现象可能是经济高速发展初级阶段的“副产品”,是一种必然现象。……经济领域无序发展现象比较严重,全民经商办企业(包括党政军机关)、假冒伪劣产品、侵权诈骗、非法集资、机关事业单位小金库、创收分配等,社会出现了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机关单位内部的创收分配相当普遍,似乎“法不责众”。

  

  李真(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受贿、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共计人民币105

  1.09万元,2002年8月被判处死刑):

  “在我事业成长的过程中,党组织为我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和环境,……被官场上阿谀奉承、不择手段的追逐名利等陋习所迷惑。这些阴暗的消极现象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凭借领导对我的特殊信任,利用工作之便,广泛建立密切关系,凡有求于我的人,只要认为应该帮助,即使由此给自己带来种种不利也在所不惜地尽量给予支持,”

  

  慕绥新(辽宁省原副省长、沈阳市原市长,受贿折合人民币1000余万元,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2001年10月被判处死刑):

  “这次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大多数送钱送物者都和我利用职权给他们单位或个人办事相关,即在进行权钱交易......通过反思,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大约在1亿元以上。……大家用的都是公款,在沈阳每次“看望”领导送钱的标准约在1万元左右,如果从个人收入中支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 。”

  

  丁伟斌(广东省揭阳市市委原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受贿75万元、港币44万元、美 金2.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我还兼任揭阳市委 宣传部长时,因为是常委,送礼的人多了,一下子使我招架不住。那个时候我比较清醒,上缴的红包款占收受的总数比例还是较高的。1996年中秋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大节日,1997年春节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节后将一大部分红包款上缴普宁市委办公室,有一次好像是十几万人民币和一点港币,但就有了不少议论。连一些外地的老领导都说我不应上缴这么多,以免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当一名领导干部要保持一点(不是完全)廉洁就是这么难。我一个人难于撑破这张大网。我为此深深苦恼,与家人一起心惊肉跳地过日子。我也曾苦苦思索过,可就是没有为自己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

  

  许运鸿(原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资产损失12亿元,家属受贿624万元,2000年10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

  “对于一个“班子”,特别是对于“一把手”,健全民主集中制,正常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造一个严肃、团结、安全的工作环境,是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对我来讲,至少会清醒许多。然而在宁波的后两年,自己过分轻信秘书和身边的几个人,以致民主作风不如以往。班子内部、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不同意见听不到了,不少人不愿向我直言,使我失去监督,同时也就失去了许多提醒和发现问题的机会。……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领导干部首先要管住自己,其次,才是管好配偶子女。我没有做到,自食其果。这两年我对家属子女过于放任,助长他们的优越感、特殊感。”

  

  贾永祥(沈阳市中级法院原院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300余万元、来源不明财产98.5万元,2001年10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监督也越来越少,特别是我先后担任了几个单位的‘一把手’之后,感觉好像进了保险箱。从那时起,我再也没遇到一次令我紧张的上级领导谈话,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句同级领导的忠告,再也没收到过一封语气尖锐、来自群众的批评信。这时,我已陷入了‘法律的盲区’,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比别人特殊了,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了。在这种无拘无束,甚至无法无天的情况下,自己的阴暗心理、道德弱点、畸形需要,就像决堤洪水一样开始泛滥了。”

  

  王乐毅(海关总署原副署长,受贿、非法占有国家和他人财物折合145万元,2002年9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发展到基层单位的领导和我分管的业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的也收下了。慢慢地,我对腐朽庸俗风气在海关系统的反映和表现,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我在其中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更为严重的是,有的海关领导已经被走私分子拉下水,他们把收受的不义之物转送给我,我也没察觉。久而久之,到底收了多少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心中无数。我更没能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送给我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目的是什么?收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反而觉得自己群众关系好,关心的人多。”

  

  李铁成(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靖宇县原县委书记,受贿 140余万元,2003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别的县委书记怎么选人用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办的:通常情况下,每次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都要先把符合条件的人进行考核,然后把被考核的人员名单和结果交给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这个过程,我们叫‘端盘子’。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端给我,我认可后,再端到常委会上去讨论,这就是按正常程序走。在这方面我绝对是按规矩办的,无论选谁用谁,我都是要走这个程序的。但在每次干部考核之前,我会召开书记办公会,先在会上定出个调子。比如想把给我送礼的某个人从县里派下去提拔,或想让急于回城而给我送礼的某个乡镇干部回城,我就以他们的自身条件如年龄、工龄、学历、经历、职务等等为基本标准先划出个范围,绝对不能点谁的名,而是让组织部按照‘范围’下去‘找人’,找到后我再按程序办。表面上理由充分,程序合法,实际上是以人划线,以人定范围。对给我送礼的人,我都是用这办法进行回报的。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要是不同意,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讨论,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再说,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也都在经常揣摩、时刻注意着我的心思,

  靖宇就那么大个地方,就那么一些人,我想用谁、怎么用,他们仅从我平时对谁的表扬、对谁的批评上,也都能领会个差不多。因此,他们基本上都能按我的意思办,根本不用点名提拔谁。……所以,这些年来,我对他们端上来的‘盘子’基本是不动。因为每次端上来的‘盘子’,里面盛的也都是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去动的必要。否则,他们连这一点都领会不了做不到,明知违背我的意思,我肯定要推翻的还要硬往上端,他们还能继续当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吗?”

  (以上资料来自“华岳论坛”ZT网友2003.6.12转贴的《贪官的八大陷阱------落水官员自述痛史》一文)

  

  在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面是高度集中发达畸形的官权(特别是一把手权力),以及紧密伴随这种官权的经济物质上的优越地位;另一面是必定会被相应削弱的下属权利和名义化、空壳化的人民权力及其权利,恶性膨胀的权力和日益体制化的不良官场惯例使很多人在趋利避害本能的作用下把追求享有越来越大的官职官欲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体现。于是在现实的官场里,形成了成文制度外但又无所不在的官本位制。这种体制由于没有严格具体的条文约束和高度的外部主动性监督,所以更加肆无忌惮!为制止这种肆无忌惮,有人提出“高薪养廉”,这实质上是一种试图把官本位制部分成文化的反映,骨子里还是官本位观念迷信的表现。山东贪官潘广田的陈述里有段话值得人们深思:“我有很好的收入,有公车,有公费医疗,生活可以说早已达到小康。为什么还会犯罪?……”为什么?我国特殊形态的官本位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因此,为了克服这种特殊形态的官本位制。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梳理、制约、消除产生它的各种机会和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切实可行的能够真正为人民群众使用操作监督的有关法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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