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威权体制下得到栽培的很多本省籍精英成为国民党政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在后来的政治反对派转向激进时，选择了体制内改革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当权派与政治反对派都具有台湾省籍的本土属性，台湾朝野政治冲突的背后潜伏者大量的政治交易与合谋，从而使所谓的“宁静革命”有可能的空间。[30]在体制内改革力量与体制外倒逼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蒋经国的政治改革逐渐打破了国民党内的僵化思维，松动了一党专制和高压威权的统治模式。蒋经国晚年宣布“解除戒严”，“戒严令”及30种相关法规、条例停止运行，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集会结社、出入境、民事审判等方面的限制；“党禁”、“报禁”的开放使以民进党为代表的一批新政党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台湾开始由“集权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均可视为“本土化”的外溢效应。

　　 与此同时，进入体制内的台籍精英不像原来的大陆籍势力持有僵化的反共观念，进而促使台当局的大陆政策发生变化，即从“反共复国”幻象下的“军事反攻”转向和平对峙现实下的“政治反攻”，尤其是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出现一些政策性的松动，体现出“本土化”政策举措的“正外部性”价值。更需要强调的是，蒋经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中国”的坚定维护者，“统一中国”的两岸立场从未动摇，其所推动的权力结构“本土化”是“一个中国”之下、回应台湾本土诉求的“本土化”。

　　 （二）两岸政治定位的异化与“国族”认同的扭曲

　　 李登辉时期的制度建构“本土化”与“民主化”一体两面。如果单从岛内政治视角看，“民主化”/“本土化”的确使台湾具备了政党竞争、权力制衡、选举政治等西方“民主”价值；但从两岸关系视角看，其“本土化”蕴含着颠覆“一个中国”两岸政治定位的险恶用意。在建构“中华民国在台湾”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李的统治地位先靠台籍精英支持，后由台湾地区民众“授权”，这决定了其处理岛内事务及两岸关系的“台湾本位”，甚至有计划地煽动岛内民意挑战“一个中国”。

　　 李上台不久即鼓吹“一国两府”，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突出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必须相互承认、对等的、合法的“政府”，这与蒋氏父子时代坚持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截然不同。[31]1991年“修宪”后，公然提出“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32]；1992年8月，指示“国统会”重新解释“一个中国”涵义，声称“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33]。此论调是对“一个中国”的进一步挑衅。1993年11月，李授意赴西雅图召开亚太经合会议的江丙坤，发表“关于两个中国政策的声明”，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历史、地理或文化含义的‘一个中国’下，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台当局主张“采取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34]。以此为标志，李关于两岸政治定位的论述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开始由“一个中国”转向“两个中国”。随着制度建构“本土化”的推进，李登辉更加有恃无恐地背弃“一个中国”。1997年2月发布的“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声称，“自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起，中国即处于分治的状态……与其说一个中国，不如说一个分治的中国，就像现在的韩国、过去的德国或越南一样。”1999年7月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又公然抛出“两国论”，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与国、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个合法政府、一个叛乱团体，或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35]2000年之后，轮替上台的民进党更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两岸政治定位，甚至抛出“一边一国论”、“中华民国台湾”等“台独”新论调，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阻力。

　　 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以“本土化”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完全背离了适应本土变革与发展需求的“适当性逻辑”。一方面，它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切断了台湾与中国的内在联系，造成台湾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严重断裂，使得社会文化的进路陷入到一种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狭隘的胡同之中，于是民粹泛起、理性消退、社会失序。[36]另一方面，它在台湾人心中植入区别、疏远、恐惧、仇视和对抗大陆的情绪，致使台湾人的“国族”认同严重扭曲。政党轮替后的20年，岛内民众的中国人认同由12.5%下降到2.4%，而台湾人认同由36.9%上升到67%，中国人/台湾人双重认同由有44.1下降至22.5%；[37]支持统一的由19.3%下降到7.5%，明确支持“台独”的则由14.7%升至35.1%。[38]随着“国族”认同扭曲、统“独”矛盾凸显，两岸关系更被民进党定义为“敌我关系”，从而面临更多不确定的风险。

　　 结语

　　 “本土化”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判断功能，作为政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通常是一个政权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和本土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存在策略。但在台湾历史语境的变迁中，“本土化”自始至终都被赋予积极正面色彩，成为各政治势力普遍遵循的“政治正确”和“最大公约”，以至于“本土化”的消极影响常常被刻意忽视或掩盖。事实上，台湾“本土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多样化的政治意涵，其演进过程多次变轨，深刻影响岛内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发展。蒋经国时期的“本土化”是一种政策举措，通过将台籍精英纳入上层政治系统以缓和国民党统治危机，其结果是松动了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但未改变“一个中国”两岸政治定位，无可否认具有促进台湾政治发展的积极意义。李登辉时期将“本土化”视为一种政治目的，通过“民主化”转型建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其结果虽然具备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表象，但却导致“一个中国”两岸政治定位的异化及两岸关系的倒退。政党轮替后“本土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被民进党用来推动“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打造“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的“台独”论述链，结果造成台湾历史文化的断裂和台湾人“国族”认同的扭曲，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进程。2020年“大选”后，民进党再次完全执政，正进一步利用“本土化”的“政治正确”，打击政治对手、推动“台独”施政、升高两岸对抗，未来岛内的“本土化”异象及“台独”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注释：

　　 [1] 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版，第125页。

　　 [2] 郑振清：《“本土化”与当代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17页。

　　 [3] 王振寰主编：《台湾社会》，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页。

　　 [4] 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变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期下，第72页。

　　 [5]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委会：《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二十册）》，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出版，1991年版，第36页。

　　 [6] 李强：《台湾“本土化”政策之我见》，《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1期，第11页。

　　 [7] 李立：《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8] 司马辽太郎著，李金松译：《台湾纪行》，台北：东贩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页。

　　 [9] 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的反思》，台北：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20页。

　　 [10] 李登辉、中岛岭雄：《亚洲的智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5页。

　　 [11] 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 219 页。

　　 [12] 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变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期下，第80页。

　　 [13] 萧阿勤：《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232页。

　　 [14] 陈芳明：《梦境书》，台北：尔雅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

　　 [15]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266页。

　　 [16]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委会：《蒋经国先生全集（第十二册）》，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出版，1991年版，第131页。

　　 [17] 参见孙肖远：《政治“本土化”与台湾政治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5期，第85页。

　　 [18]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266页。

　　 [19] 详见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

　　 [20] 刘红、郑庆勇：《国民党在台湾50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21] 陈世宏：《李登辉与台湾民主化》，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7页。

　　 [22] 转引自张文生：《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主义（1988—2000）》，台北：菘博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23] 周伟：《试论台湾政治“本土化”的演变及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04年第3期，第6页。

　　 [24] 刘佳雁：《透视岛内“教育台湾化问题》，《台湾研究》，2003年第3期，第73页。

　　 [25] 宋漱玉：《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一个中国认同”问题解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6期，第60页。

　　 [26] 韩冰：《试析蔡英文当局“文化台独”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危害》，《现代台湾研究》2018年第1期，第53页。

　　 [27] 谢楠：《“去中国化”：蔡英文文化政策刍议》，中评网，2016年10月4日。

　　 [28] 陈星：《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北京：九州出版社，第23页。

　　 [29] 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34页。

　　 [30] 参见郑振清：《“本土化”与当代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18页。

　　 [31] 陈险峰：《假统真“独”的“台独教父”（一）》，《统一论坛》2014年第3期，第66页。

　　 [32]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驳李登辉的“两国论”》，1999年8月10日，http://www.gwytb.gov.cn/forum/201101/t20110104_1673544.htm.

　　 [33] 台湾《中央日报》，1992年8月2日。

[34] 杨梓：《李登辉大陆政策思想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