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锦程:台湾“本土化”的演进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6 次 更新时间:2022-05-11 19: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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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锦程  
故其“本土化”政策主要表现为提高台籍人士在党、政、军系统及民意机构中的比例,使台籍精英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革新中扮演重要角色,达到“以台制台”、“扎根台湾”的目的。

   一是政党结构的松动。1970年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台籍人士占比不超过8.1%;1976年十一届一中全会后,台籍中常委增至5名、约占总数的23%,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增加到130人和65人,所增加的名额几乎全为台籍人士;及至1986年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台籍中常委增至14人,几乎占据中常会半壁江山。这对“以党领政”、党务系统封闭的国民党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改变。此外,国民党还注意吸收台籍人士入党,从1972年到1976年,台籍党员人数增加到全体党员的一半以上,国民党成为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党。[15]在1979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蒋经国指出国民党的重要工作是“扩大本当群众基础,建立党的进步机制,强化党的号召,从社会中发挥党的力量”[16]。至1985年,本省与外省籍党员人数比已达65/35,[17]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民党岛内民众基础的扩大。

   二是政务系统的开放。1972年以前台籍人士在“行政院”各部、局、会中的整体比例只有4.5%,其中1950—1960年的12位部会首长全为大陆籍;在省一层级中,自陈仪就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起,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陈诚、吴国祯、俞鸿钧、严家淦、周至柔、黄杰、陈大庆等,均为大陆籍。蒋经国“组阁”后,台籍部会首长及地方长官逐渐崭露头角,徐庆钟、林金生、高玉树等位居“行政院”要津,谢东闵、张丰绪等在地方独当一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的副职均由台籍人士担任。1978年蒋经国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升谢东闵为“副总统”(第一位台籍“副总统”),台籍“阁员”占比上升至32%,1987年这一比例又上升到40%。[18]一大批台籍技术官僚被擢升重用,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革新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是“民意代表”的台湾化。国民党退台后,蒋介石为维持其“法统”制造出“万年国代”,使台湾政治陷入尴尬局面。“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均由大陆籍人士担任且长期冻结选举,1948年3月第一次“国民大会代表”2841名,延至1972年在台湾的“国代”仅存1301名,且大多已到垂暮之年,“立法委员”到1972年也仅剩原来的一半。[19]蒋经国主政后推动“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扩大“自由地区”(即台湾地区及海外侨社)在“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中的比例,首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中即有79名台籍人士,成为“民意代表”的新生力量。此后在定期改选机制的效用下,台籍人士当选“民意代表”的比例稳步提升,对长期把持民意机构的大陆籍“资深代表”形成强势对冲,进而使国民党统治具有代表台湾本土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蒋经国“本土化”政策过程中,以台籍人士为主的“党外”势力加大参与地方公职选举,不断冲击国民党统治的权力结构。蒋晚年开展第二次“政治革新”,对“党外”势力展现出积极“沟通”姿态,特别是默许民进党成立并开放“党禁”,使大批台籍精英得以通过组党或入党方式参与政治,为打破国民党封闭的政治体系增加了新动能。

   (二)制度建构的“本土化”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

   李登辉时期的“本土化”主要从权力层面转向制度层面,并以“民主化”的面貌呈现出来,六次“修宪”完成了所谓的“民主化”转型,同时建构起“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

   1991年李当局推动第一次“修宪”,废止了“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重订“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名额,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总统”、“立法委员”均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出。“修宪”造成三个后果:一是“中央民意机构”性质蜕变。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后,大陆籍“资深代表”全部退出,台籍中生代代表占据绝对优势,以大陆籍人士为主、“代表全中国”的“国民大会”,变为以本省籍人士为主、代表台湾地区的“区域性议会”[20]。二是实质性地冻结了“宪法”中有关主权领土的表述。“宪法”虽有“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的明确条款,但并未明示疆域范围,其实际适用范围已缩至台、澎、金、马,不再包括大陆。三是长期限定台湾与大陆处于内战状态的法律体系失效,李登辉开始尝试以“分裂国家”的概念来定位两岸关系。[21]

   1992年第二次“修宪”通过“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明确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全体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总统”可提名“监察委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委员”,确立省、县自治原则,省长、省议员、县长、县议员由省民、县民选举之。1994年进行的第三次“修宪”,实为是二次“修宪”未决议题的延续,规定“总统”、“副总统”直接民选,“总统”依“宪法”任命人员无需经过“行政院长”副署。这两次“修宪”直接导致“总统”职权的膨胀,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逐渐向“总统制”、“行政院长”为“总统”执行长的方向发展,打破了“五权宪法”的制衡关系并间接破坏“中华民国法统”。

   1996年李登辉通过所谓“自由地区”全民直选当上第九任“总统”,个人威望达到巅峰。1997年7月与民进党合作推动第四次“修宪”,主要内容包括“总统”任命“行政院长”无需“立法院”同意,冻结“台湾省政府”功能,第十届台湾省议员与第一届台湾省长任期届满后不再办理选举。结果加速了“五权体制”向“三权分立制”转变,岛内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出现根本性的扭曲。而“冻省”使省一级政府名存实亡,地理概念的台湾与“主权”概念的“中华民国”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1999-2000年,李当局针对“国民大会”职权变更问题进行了第五次、六次“修宪”,导致“国民大会”延任破产且大部分职权划归“立法院”,其对大陆地区的象征意义最终成为历史。

   不难看出,李登辉推动的“民主化”转型完全是一个制度层面的“本土化”过程。“总统”、“中央民意代表”等各层级的选举限定在所谓的台、澎、金、马“自由地区”,表面上是要解决“宪法”与“统治地域”不一致的矛盾,实则是要搭起“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框架”;“总统”直选表面上涉及“内阁制”到“总统制”的行政体制变化,实则是摆脱对“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路径依赖,推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制度建构;“冻省”表面上标榜精简政府层级、提升整体竞争力,实则是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民国在台湾”制造所谓的“法理依据”。李登辉也毫不讳言,“中华民国目前统辖台、澎、金、马,拥有绝对而且完整的主权与治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原因。”[22]

   (三)认同塑造的“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政治操作

   随着“中华民国在台湾”政治体制的形成,台湾“本土化”延伸至认同层面。李登辉执政后期曾提出“新台湾人”和“凝聚以台湾为主体的生命共同体”等概念,推动“乡土教育”并指示教育部门在中学开设《认识台湾》新课程,开始了对岛内民众的认同塑造。政党轮替后,自诩为“本土政权”的民进党利用“本土化”的“政治正确”,变本加厉地推动“去中国化”,以达到重塑台湾人“国族”认同的政治目的。

   陈水扁时期将“本土化”视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教育乃至历史定位诸领域内,建构以台湾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总体工程。”[23]一是鼓吹台湾文化的“独立性”和“优越性”。在多个场合散布诸如“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与英国同为海洋国家”,“台湾应成为南岛语系的中心”等误导性言论;甚至抛出“台湾最早住民是矮黑人”,“原住民源自南岛语系”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二是推行“本土化”教育改革。陈水扁上台后,开放教科书编纂和课程纲要改革的步伐加快,教科书的“国定”编辑制度被打破,为“台独”分裂势力推动教育内容的台湾化提供了便利。[24]在“台独”势力的配合下推广“同心圆史观”,历史课纲改采“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分法,刻意凸显台湾历史的“独立性”。扁当局还推动“乡土教育”和“台语”教学,以自定的“通用拼音”代替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削减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力。三是强制更改“中国”符号和元素。带有中国记忆与中国成分的公营单位、建筑物乃至街道纷纷更名,如“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中正纪念堂”改成“台湾民主纪念馆”,极力抹去台湾的“中国印记”。

   马英九上台后,虽有意反制“台独”并凝聚中华民族意识,但又屈从于民进党塑造的“本土化”“政治正确”,面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的政治操作,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清理,“客观上扩大了与大陆中华文化认同的距离”[25],助长了民进党“本土化”/“去中国化”的嚣张气焰。

   2016年岛内第三次政党轮替,重新上台的民进党掌握完全执政优势,“本土化”/“去中国化”更加横行无忌。在文化上:蔡英文当局以“台湾民族”重构台湾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拒绝承认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事实。[26]在文化脉络上极力摆脱中华文化圈影响,向所谓“南岛语族”、“南岛文化太平洋联盟”靠拢,使“台湾文化主体性”的观念逐渐扎根。[27]在教育上:加快推进以扭曲台湾人历史认知为目的的“独化教育”。废止“微调课纲”,强化“台独史观”教育,特别是将高中历史分为“台湾史、东亚史和世界史”三部分,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被大幅缩减并改放在东亚史的脉络下,进一步割裂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在社会生活上:刻意消除具有中国历史意涵的活动或符号。取消一直延续的遥祭黄帝陵、中山陵仪式,停办“七七抗战”纪念,拆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二兽首”,孙中山、蒋介石雕像被泼漆或损毁等。这种“去中国化”的生活化,使“台湾主体意识”日渐融入台湾民众的生活,不断侵蚀台湾人的身份认知。蔡当局还尤其擅长政治情感上的“去中国化”。以“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连接,稳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实质关系,凸显与大陆的意识形态区隔;在“大选”期间操弄“抗中保台”、炒作“亡国感”,扩大岛内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心理距离,“两岸同属一中”的认同感日趋弱化。

   三、“本土化”的影响:从岛内政治发展到两岸关系衰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的政治意涵多次变化、演进路径多次转向,但“革新保台”、“民主化”转型、政党轮替等历史语境,往往赋予“本土化”以推动岛内政治发展的积极色彩,而掩藏了其致使两岸关系衰退的消极属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岛内“对西方民主所宣称的一些基本价值如民主、人权等诉求持有预设性的肯定”,“对台湾政治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都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28],因此也对经常与改革、民主挂钩的“本土化”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是受特定政治立场的影响,岛内政治势力往往坚持以“台湾本位”诠释政治变迁,甚至刻意回避台湾政治是中国国内政治一个特殊版块的事实,缺乏对两岸关系的整体关切。

   事实上,无论是日据时期、台湾光复后应对外来冲击、回归本土价值的的“本土化”诉求,还是蒋经国时期适应本土发展需要、维系统治地位的“本土化”政策,均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甚至构成“再中国化”的一部分。但经过李登辉时期的制度建构“本土化”再到政党轮替后的认同塑造“本土化”,“本土化”的“一个中国”内涵被逐渐消除,甚而成为服务“台独”的意识形态工具。台湾“本土化”的演进路径表明:权力层面的“本土化”对推动岛内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制度和认同层面的“本土化”是一种异化的“本土化”,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恶劣影响。

   (一)威权体制的渐变与两岸政治定位的不变

蒋经国时期的权力结构“本土化”虽然以延续国民党威权统治为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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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研究202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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