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前轴心时代的史影与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22-03-20 20: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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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  
“仁”字古写为“【】”,其初义大概是身与心痛痒相关,而以爱惜身体、生命之心为“仁”,并推己及人,引申而为“体恤民隐”之意。

   关于西周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王天下”的关系问题,笔者另有《“文王演周易”新说》41一文论述及此:《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叹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颖达疏曰:“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而《易纬·乾凿度》则说文王作“演德”之书。笔者认为文王、周公《易象》原本今不可见,今《易象》(《周易》大象)可略当之。这是一部专门探讨境遇与意义的奇书,它以六十四卦的形式探讨在不同的境遇下,君子所应具备的德性,体现着非凡的道德智慧。此书可以视为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韩宣子“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之叹,可由此书得到理解。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看。

   3、“制礼作乐” “礼”作为礼俗是很早就存在的。关于它的起源,自古以来有各种说法,或认为礼起于祭祀;或认为礼始于饮食;或认为礼源于贸易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里所谓的“礼”,是作为礼俗形式而存在的礼,不是周人的礼制之“礼”。礼制并不是简单地将礼俗制度化,而是将等级制度化,并使之贯彻于一切社会生活之中。周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解决周贵族——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的自身矛盾的问题。这实际是一个更重大而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不是贵族间一时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关系周王朝万世治安的大问题。当武王去世、成王初立之时,周贵族中管叔、蔡叔便发动了武装叛乱,而周公统兵平叛后,经过深思熟虑,便规划了以“礼”治国的大政方针。《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由此可见“制礼作乐”有其现实政治的紧迫性,而这里所谓的“礼乐”,并不单纯是玉帛钟鼓之类的礼仪形式,而是由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建立相应的礼制来解决,所以王国维独具慧眼,指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这是礼制的大端,它要落实和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之中,而繁缛的礼仪则是保证实现这些礼制的具体形式。

   随着分封方式的制度化,以及与之相应出现的封建贵族的等级化,便自然需要在贵族间建立起森严的秩序和整饬的礼仪。《逸周书·明堂解》记载:周公于成王六年建明堂,令方国诸侯朝会宗周,严格排定位次,以明诸侯之尊卑。礼制的特点是“亲亲”与“尊尊”的统一,即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统一。血缘关系有亲疏远近,政治关系有尊卑贵贱。由于周人以自然的人伦关系来确定尊卑上下的名分,使得这一等级制度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表现出一种为后世所称羡的特点:既有森严等级,所谓“贵贱有等”,又有敬让和睦,所谓“礼让为国”。所以后世许多儒者主张效法“三代”,如张载、颜元等即认为:“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

   如上所述,周人克殷践奄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周人与殷顽民的矛盾,以及各新封国与周围原有方国部族的矛盾。周人贵族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这时,礼治对于维系周人贵族间的秩序与团结是有成效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两个矛盾逐渐化解,各不同血缘的氏族逐渐融合而组成地缘性的政治实体。这时代表各自利益的贵族集团——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便格外突出出来。在调节这一矛盾过程中,“礼治”显得苍白无力而逐渐走向衰落。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宗周文明衰落的原因。

   我们知道,分封制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周人为了减少内部的纷争,通过宗法规定只有嫡长子,即宗子有继承一切爵位、财产,乃至祭祀祖先的权力。这虽说有顺乎自然、天定的成分,但也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若从亲情而论,众子本自平等,何以嫡长子独有此特权?此在余子及其族党那里仍难免不平,而明争暗斗。更何况亲族关系,每下一代,即疏远一层,数传之后即形同路人。若保持一族共尊大宗子之正嫡,虽百世而团结不散,就未免过于理想化了。吕思勉先生《中国制度史》第八章《宗法》注中说:“行封建之制者虽强,有自亡之道焉。……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42 ,至矣,无可复加矣。而立宗法者,必欲以百世不迁之大宗抟结之,使虽远而不散。其所抟结者,亦其名而已矣,其实则为路人矣,路人安能无相攻?”

   诸侯始封,其实力并不很强,并且由于与周围原有部族人民存在矛盾,尚须借重周王室和同姓邻国的威势,因而对周王室礼敬有加,诸侯国间也很少冲突。慢慢地各受封诸侯与周围原有部族人民融合一体43,蔚为大国,对周王室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诸侯国间亦因土地与人口资源的利益冲突而形成对峙相攻的局面,所以吕思勉先生接着写道:“封建之始,地广人希,诸侯壤地,各不相接,其後则犬牙相错矣。封建之始,种族错杂,所与竞者,率多异族,其后则皆伯叔甥舅矣。国与家,大利之所在也。以大利之所在,徒临之以宗子之空名,而望其不争,岂不难哉?此诸侯卿大夫之间所以日寻干戈也。”

   更为重要的是,春秋后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铁制农具和新的牛耕技术突破了聚族而耕的“井田制”的生产方式,使一些人从家族中游离出来,成为自耕农和小私有者,原来的氏族体制度下的家族组织慢慢解体。一些诸侯国适应这种新情况,实行政治改革,打击旧贵族,发展生产力,以求富国强兵,从此开始了“礼堕而修耕战”、“以富兼人”、“以力兼人”的新局面。

   以上这些情况在历史上出现,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只要加上时间的因素,这些情况就必然会按其固有逻辑的展开而呈现于历史。

   八、轴心时代与价值的阐释

   “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说法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提出,他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这一时期世界历史上“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轴心时代”的概括是有意义的,但它还只是停留于现象的概括,并未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与说明。而要对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与说明,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几方面的问题:一、为什么各不同文明的所谓“轴心时代”差不多是同时的;二、“轴心时代”产生前的文明发展程度与思想资源;三、“轴心时代”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生存背景;四、学术氛围的出现与学术宗师的产生;以及“轴心时代”形成的其它条件与契机,如此等等。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需要对各不同文明作比较研究和更深层的理论研究,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我们可以不予讨论。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前面已经作了充分的讨论。下面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第三、第四个问题,以及其它相关的问题。

   文明的发展,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人性的异化问题。老子深刻地看到了文明的异化,如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44“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5“民多利器,国家滋昏。”46这无疑是对春秋战国时代现状的反省与批判。我们知道春秋时代发明了铁的冶炼和加工技术。这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飞跃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因而大大增加,由此刺激了一些统治集团的贪欲,而不断发动侵地掠城的战争;另一方面铁制武器装备的普及也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增加了战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这是一个强陵弱、众暴寡的时代。诸侯争战,灭国绝祀,杀人盈城盈野。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余国。晋文公在位期间,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楚国称霸中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秦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47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年的战乱, 天下无道已极, 社会缺乏应有的理性与公正。华夏民族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人们创造了文明,而文明发展所积聚的物质能量通过不断的战争释放出来,威胁人们的社会生存,并且破坏已有的秩序与传统。这种情况在此前的历史上是不曾发生过的。

   李学勤先生指出:“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还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在西周时期,文化知识本来是少数统治者专有的,当时的教育仅限于王室和贵胄子弟。在王官外,没有其他掌握知识的人。……进入东周之后,贵族政治的衰败,使知识普及的范围大为扩大,出现了所谓私学,而诸侯的分立,又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增长,各诸侯国都出现了尊贤礼士的风气。”48周王室的衰微,以及政治的倾轧,使得一些王官散入列国和民间,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就说到其先祖“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由于这些王官散入列国和民间,便使其专门知识扩大了传播的范围。而当时诸侯争雄、公卿执政,皆争相招士、养士,以至有《韩非子·外储说》所说的“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的现象。学干禄、求富贵之士固然很多,但也有许多“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仁人志士,对“天下无道”的现实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从而引起对历史的深沉的思考。

   当时社会的知识阶层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史官,这是最具人文睿识的一批人。徐复观先生指出:

   “我国古代文化,由宗教转化而为人文的展开,是通过古代史职的展开而展开的。文化的进步,是随史官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而进步的。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是古代文化由宗教走向人文的一道桥梁,一条通路。黄帝之史仓颉造字,不过是一种传说。但史因记录的要求,因而发明文字,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大篆出于宣王太史籀,小篆除李斯赵高外,有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文字与古代之史不可分,也是无可怀疑的。史由文字的记录与保管,而得到历史知识,由历史知识而得到人类行为的经验教训,由此以开出有关人文方面一切学问,也是很自然而合理的。《汉书·艺文志》以诸子百家出于王官,乃依稀仿佛之谈。欲为中国学术探源索本,应当说中国一切学问皆出于史。”49

   他进而指出,孔子在知识方面的学问,主要是来自史。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各国的良史最活跃的时代。孔子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些良史的学术集成与升华。以此逻辑,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先秦诸子的学问,就其内容的主要方面而言,都是来自于史。只是他们的历史观各有不同而已。先秦诸子出于对社会现实和未来的深刻关切,思考自然、社会、历史、人性等许多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从各自的角度对既有的文明作出总结与诠释,成为名列百家、垂训千古的学术宗师,从而共同创造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这里我们不拟讨论这一时期的所有思想家,只想透过先秦诸子之首孔子的出现,来参求“轴心时代”开启的契机。

我们由文献知道,孔子学无常师,他曾学琴于师襄,曾问古代官制于郯子,问礼于老聃,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人物。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以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其所问、所师的对象,可能大多是普通人。孔子自学成名後,四方向学之士集于门下,据称当时“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团体。《论语》是孔门后学记叙整理的关于孔子与其弟子的论学之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早于孔子已有的,并由孔子进一步推动的问学之风。如《论语》中关于学习态度的,则有“好学”、“博学”、“志于学”、“困而学之”、“学而不厌”等字样;关于学习内容的,则有“学诗”、“学礼”、“学易”、“学文”、“学道”、“学稼”、“学干禄”等字样;而关于学习好处的,则有“学则不固”、“学也禄在其中”、“学而优则仕”等字样。我们再来看孔门的问学之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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