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早期典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 次 更新时间:2022-03-02 05: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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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是否碰到了好的选题以及是否具有较为丰富而系统的资料。潘光旦对中国伶人的研究着重于地理的分布、血缘的分布和阶级的分布三个方面,而以血缘关系为最有特色,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最终确定为《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选择伶人为研究对象,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伶人过去长期一面受人“捧场”,一面却也受人歧视,歧视的结果使得他们在社会里成为一种特殊的阶级,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与别的社会阶级隔离开来,“阶级的内群婚配”使得观察伶才的品性遗传成为可能。在研究资料方面,潘光旦对中国历史上有关伶人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地钩稽,发现近代(即120年以来)的伶人资料比较丰富,足够这项研究作归纳、分析之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一书对于中国伶人的历史状况以及近代伶人的地理分布、婚姻关系与社会阶级分布等方面的史实所作的系统研究,不仅在当时是开创性的,而且至今仍然未被整体上超越。作为一本学术名著,它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它的价值还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潘光旦所处的时代,对于动物的遗传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于人类的遗传研究还是不很精确的,除了从动物遗传研究那里取得一些借鉴以外,对于人类的遗传很大程度上依靠家谱资料,所以在欧美的优生学研究机构,没有不重视家谱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的。潘光旦在留学时期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治学的路径。他回国后开展中国问题的优生学研究时自然将对家谱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进行。1934年初,他在一篇文章里自信地说:“我七八年来的收藏虽不算特别多,但心血和金钱,却也花了不少,就中优生与家谱两类,尤其是经过一番张罗的苦心,在数量上也很可观,至少在目前国内的藏书楼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对手。”[17]从1929年初发表《中国家谱学略史》以来直至1948年发表《说家谱作法》,将近20年时间里,他围绕家谱学先后发表了8篇论文,对于中国家谱学的历史与成就,家谱如何改造以便作为科学的资料和史学的一个分支等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讨。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在潘光旦的研究计划里是打通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一个尝试。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嘉兴的成为人才渊薮与此地的氏族的清门硕望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单单做嘉兴一个地方的人才研究,有如1935年他发表的《近代苏州的人才》那样的作品,家谱的用处是不太大的;但如果要把嘉兴所产生的人才和这里的世家大族的关系揭示出来,则不能不借重于家谱资料,有时还需要一些科举的硃卷资料,因为这些资料记载有他所需要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事实。因为有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两方面的结合,所以我们可以说《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比此前单纯的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有所推进。

   中国的旧式家谱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有很多局限性。如伪托名人作为先祖,记载的事实往往太过简略不足以作为科学的分析之用,记载偏重男子一系,对于嫁出的女儿和娶进的媳妇都非常忽视,等等。潘光旦从大量搜集的嘉兴家谱资料里钩稽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在他的努力之下,嘉兴望族之间错综复杂的通婚关系得到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而且将望族与嘉兴的人才辈出联系起来,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总是有缺憾的,他尽管在一时间尽力搜集了他所能看到的资料,但资料是没有尽头的,一个人总难以穷尽一项须世世代代学者从事的研究。他感叹家谱的搜集还不够多,许多孤零的血系还是找不到它们之间应有的联系;除了家谱资料以外,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他平时不专门收藏,所以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不管怎样,潘光旦的这项研究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给后人指出了若干努力的方向。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除了开辟了结合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新路径,以及提供大量具体的事实以外,还修正了以往流传已久的某些看法。如中国很早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但作为一种愿望,何以不多包括几世,而甘心以五世为限?如果说《左传》上的占卜之词只说五世,意在表达不敢希望太奢,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肯定的说法又为什么如此肯定呢?潘光旦通过对嘉兴望族的研究,梳理出91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图”,发现最少的世泽流衍有4世,最多的竟达到21世,平均达到8.3世,由此推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老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以实证材料检验一种流行观点的做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启发。

  

  

   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中,从事历史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并取得比较突出成绩的有潘光旦的中国家族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儒家社会思想史研究,吴景超的秦汉社会史研究,李安宅关于《仪礼》与《礼记》的社会学研究,瞿同祖中国法律史的社会学研究,费孝通的亲迎习俗地理分布研究、与潘光旦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绅权研究,林耀华的中国宗族研究,董家遵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除了一小部分受到今天的学术界重视以外,至今还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阐释。从历史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质量和数量来看,潘光旦似乎是最为突出的。这与他的求学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治学路径有密切的关系。

   潘光旦幼承庭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切的认识,不过并未得到系统的训练。他仅仅在1905年上过1年私塾,后来就转入新式学堂了。由于诗书家庭环境的熏陶,他年龄稍长时,认识到自己毕竟是中国人,不能对本国的旧学没有研究。他的办法是平时利用自修时间读线装书,还充分利用长达近3个月的暑假和1个月的寒假,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还曾搞过一个暑假的《说文》。这样,经过七八个暑假,他对中国旧文献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出国留学时,他随身带了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18]“旧学商量”、“新学培养”,奠定了潘光旦日后在学术思想上会通中西的基础。在清华学校和留学美国的学习,使潘光旦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时往往特别重视以西方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历史文献,形成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

   潘光旦在研究中,历史文献运用得非常广泛,他对历史文献采取的态度是:要善于抉择与多作考据,不能动辄“疑古”,这和五四以来盛行的“疑古学派”形成巨大的反差。他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话固然很对,但对于已往的文献过分怀疑,认为全都是断烂朝报,也不是做中国学问的人应有的态度。据考古学家说,《周官•考工记》的内容,究属可信到什么程度,以前本来不知道,但后来发掘的结果,找出了许多实在的制作物,例如殉葬用的车子,证明《记》中所描写的种种,有许多是很对的。可见原有的文献中,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相当可靠的,要在我们善于抉择与多作考据罢了。如果一切学问都得靠实物,那我们还有多少学问可以做呢?何况社会的现象,特别是人伦关系的比较主要的一部分,又是非常抽象,从泥土里绝对挖不出来的呢?[19]

  

   对于当时照搬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资料的做法,社会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强调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在这一学术潮流之中,社会调查的成绩更为突出,使社会学与中国实际隔阂的局面初步得到改观,但社会学者不通历史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所以,潘光旦又说:

  

   近几年来,自从调查的风气发达以后,统计的资料加多以后,情形当然的比较好些。但社会现象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有它的来历,它有它的原委,它有它的“然”,也有它的“所以然”,近时的调查工作所能发见的最多只是一个然,于其所以然,实际上还没有人过问。换言之,研究社会的人大都不通晓历史,而在研究历史的人又往往不通晓社会。研究历史的不懂社会,还不要紧,而研究社会的人不通晓历史,却有很大的危险,好比医生只看见症象,而不探问病源,也就无怪一切解决方案的不切实际了。到了今日,大学社会学系所列的“中国社会史”一学程,始终没有人会教,即使有勉强开这一课的学校,也无非勉强凑合,以符功令罢了。[20]

  

   从潘光旦说这些话的1942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学科在历史学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但是在80年代初期开始重建的社会学界,中国社会史“始终没有人会教”的状况似乎并未改观,甚至未能达到民国时期的学术高度。继承社会学前辈的历史社会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仍是一件迫切的学术任务。重读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这样的早期研究典范应是第一步必要的工作。


本文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潘光旦著《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2015年)的导读。

  

   [1] 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2] 如卞慧新1948年5月为《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写的书评(刊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52期,1948年5月31日,第一张第四版),颇为肯定潘光旦家谱研究和人才研究的一系列成果。

   [3] 最为典型的是社会学家孙本文,他曾与潘光旦在《社会学刊》上就“优生与文化”的问题展开过长篇学术辩论,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4]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刘绪贻即作如是观,详见刘绪贻:《博学、济世、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社会学家茶座》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胡寿文:《优生学与潘光旦》,《读书》1996年第12期。

   [6] 蒋功成:《伪科学,坏科学?——优生学所受到的批判及其分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5期。

   [7] 详见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第二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8] 参见《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6-337页。

   [9] 潘光旦:《艺术与遗传》,《潘光旦文集》第9卷,第520页。

   [10]潘光旦:《艺术与遗传》,《潘光旦文集》第9卷,第517页。

   [11] 葛兆光:《世家考》,《东方》1995年第6期。

   [12] 潘光旦:《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潘光旦文集》第8卷。

   [13] 潘光旦:《论长洲文氏画才的渊源》,《潘光旦文集》第8卷,第346页。

   [14] 潘光旦:《一个世家家谱之分析——明清两代的长洲文氏》,《潘光旦文集》第9卷。

   [15] 关于潘光旦对杭州和苏州人才问题的演讲,参见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潘光旦文集》第9卷,第125页。

   [16] 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2卷,第120页。

   [17] 潘光旦:《两年前的今日》,《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73页。

   [18] 参见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10卷。

   [19] 潘光旦:《谈中国的社会学》(辑入《自由之路》),《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430页。

   [20] 潘光旦:《谈中国的社会学》(辑入《自由之路》),《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429-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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