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宏杰:行政犯治理与现代刑法的政治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 次 更新时间:2022-03-01 03: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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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宏杰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变迁成为全球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绝非一字之差的文字游戏,相反,它不仅揭示了犯罪形态从民事犯向行政犯转型的社会变迁之因,而且使我们得以洞悉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的良法善治推进所带来的根本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刑事治理现代化的规范使命。

  

   其一,从管理秩序到善治秩序所带来的秩序内涵的深刻变化。善治秩序不再是管理者和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二元分立乃至对立关系,而是政府、营利机构、非营利组织、社区、公民等共建共治现代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秩序;公民不再是社会管理的客体或者对象,而是共建共治社会的主体;社会治理过程不再是政府对民众施予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管控,而是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治理。善治秩序疆域的不断拓展和善治秩序新类型的不断涌现,既不是国家、政府对公民自由的蚕食和侵夺,更不是公民不得不做出的权利让渡,而是公民享有并行使社会自由参政议政,与政府、社会组织共建共治现代社会秩序的必然产物,是公民享有和行使的社会自由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外延得以不断拓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善治秩序与公民的社会自由不仅已经有机融为一体,而且现代社会善治秩序本身就是公民社会自由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因为正是在善治秩序中,公民才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并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马克思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仅不是以牺牲他人的发展为代价与前提,反而是为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种高度和谐的共同体,无疑是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的市民社会的扬弃和超越”[12]。

  

   其二,从政府管理到良法善治所带来的责任体系的规范重建。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相统一,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政府、社会、公民依法共建共治现代社会治理秩序,既是政府、社会、公民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善治的权力(或权利),也是政府、社会、公民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善治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因此,加强治理约束,强化治理责任,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保持良法善治中的权责统一和均衡,不仅是法治原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必然要求,而且是被世界各国社会治理变革实践不断检验、反复证明的良法善治的核心要义。虽然厌恶限制是人类的天性,但人类文明史已经并将进一步告诉我们: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规则和所能享有的社会自由是有限制的。正是这些限制,通过限定每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行为方式,保障并极大扩展了每个人能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犯的大量增设,既是责任原则的要求,更是善治重构的必然,因为这其实“涉及对公民的特殊训练,是自由人民的政治教育的实践部分,足以使他们摆脱个人和家庭私利的狭小圈子,使他们习惯于理解共同利益和管理共同事业,也就是使他们习惯于从公共的或半公共的动机出发来行动,并且以促进联合而非彼此分离的目标来引导他们的行为”[13]。

  

   随着科技的人工智能化、社会的都市流动化、教育的大众普及化、政治的民主法制化,在人类社会变迁中渐进展开的法治现代化,已经日益清晰地呈现出四个趋势和面向:(1)在法益层面,呈现出个人法益社会化和社会法益个人化的融合;(2)在规范层面,呈现出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交织;(3)在行政法层面,呈现出公法治理疆域横向扩张和刚性治理手段纵向减弱的并行;(4)在刑法层面,呈现出刑事立法规制的犯罪化扩张和刑事司法治理的恢复性限缩的兼备。[14]其中第四个趋势和面向,既是刑事法治现代化运行展开的具体路径,又是刑事法治现代性呈现的动态特征。由此决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疆域也就越大,“井水不犯河水”的传统自然自由也就越少,相互依存又彼此约束、共同分享又彼此制约的社会自由也就越多,对社会自由予以法体系之承认、确立并保护调整的公法(包括行政法以及保障其运行的行政刑法)也就越发达。而社会自由经由行政法和行政刑法的承认、确立和保护调整,也就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跃升转变为法律上的“秩序法益”,正如网络社会自由经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刑法的调整跃升转变为网络空间秩序、经济社会自由经由经济法和经济刑法的调整跃升转变为经济秩序一样。人类正是“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文明才由此建立。这些非本能的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新道德”[15],即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公民之公共精神。正是这种“新道德”的培育,不仅使人类能够扩展出广泛的秩序,而且不断推动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四、结语:认真对待行政犯

  

   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其实在于如何科学地型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秩序;现代社会个人自由的核心,其实在于如何科学地处理社会自由(公民发展权)的法律规制与法律保护的关系;现代法治视野下的个人法益的核心,其实在于如何科学地解决秩序法益在行政法和行政刑法中的确立、调整与保护。由于现代社会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主要是破坏共建共治共享秩序、侵犯公民社会自由的犯罪,即行政犯,因此,现代社会刑事治理必须直面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应对行政犯或秩序犯的挑战,包括刑事立法层面的行政犯应对和刑事司法层面的行政犯治理。

  

   因此,无论是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动态推进,还是刑事法治现代性的静态呈现,不仅必须认真对待行政犯,而且必须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规范关系,以实现对传统刑事法治从理论研究、制度建构到机制运行的超越和变革,再造以行政犯治理为核心的现代刑事治理理论体系,推动形成法秩序统一视野下的刑法与前置部门法之间的共建共治合力,进而完整而协调地在宪法的价值秩序指引下,不断增进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权和发展权。这既是个人法益从以生存权为基石的传统自然自由向着以发展权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自由的演进跃迁对刑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呼唤,又是刑事治理现代化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做出的回应和担负的使命,其最终目标则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如果说民事犯的治理,只要秉持并践行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在“非常刑法”的知识体系里就能自如应对、妥善处理,那么,行政犯的治理则是传统刑事治理体系无法独立解决的棘手问题。这是因为,民事犯治理的前置法是或者主要是民商法,既包括民事制定法,又包括民事习惯法(如公序良俗),即使法盲也知道盗窃他人财物是不法行为,既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又可能面临锒铛入狱的刑事制裁。而行政犯治理的前置法是或者主要是行政法,其不仅数量众多、领域纷繁、法律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世易时移、变化迅速,不仅普通百姓难以窥得全貌,即便是法律专业人士也难以自如驾驭,这在财政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经济行政犯罪中尤为凸显。

  

   因此,只有“跳出刑法”,在法秩序一体化的视野中,在宪法价值秩序和比例原则的指引下,在具体法律体系语境下的部门法规范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在与其他部门法乃至非法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交流碰撞和分工合作中,刑事治理才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知识转型和体系再造,从而在“超越刑法”的同时,“更加刑法”地组织对行政犯的科学治理。因而刑事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重塑行刑衔接的规范体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刑法与其前置法之间的规范关系,秉持宪法价值指引下的法益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一方面,夯实行政犯治理的前置法规范,以为行政犯的刑事法规制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完善行政犯治理的刑事法规范,以为行政犯的前置法规制提供有力保障。如此,才能在立法层面、执法层面和司法层面构建起以“三个统一”为核心的行刑联动共治机制,即“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刑事立法扩张与刑事司法限缩相统一”“前置法优先处治为原则与刑事法先行处理为特殊相统一”,进而在坚守刑法谦抑性的同时,实现行政犯治理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第二,再造合作诉讼的刑事程序模式。这主要包括企业行政合规计划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体推动、对抗式诉讼与协商式诉讼并行完善的多层次刑事诉讼程序变革,为国家、行政犯罪的被告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行政犯,提供充分的程序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对话交流平台。

  

   第三,创新行政犯案件办理中所涉及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三审合一审判机制和综合检察办案模式。在满足行政犯案件办理的专门化、综合性要求的同时,实现刑事司法队伍和包括鉴定人、辩护律师等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升级换代,推进刑事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注释:

   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2XNL004)阶段性成果。

   [1] 田宏杰:《规范关系与刑事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使命》,41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2] 田宏杰:《知识转型与教义坚守:行政刑法几个基本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18 (6)。

   [3] 转引自徐凯:《抽象危险犯正当性问题研究——以德国法为视角》,2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0年5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参见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006/t20200601_463798.shtml。

   [5]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把新时代刑事审判工作提高到新水平》,载《人民司法》,2019(34)。

   [6] 石塚迅:《安全、安心与人权:日本的情况》,载周永坤主编:《东吴法学》,总第26卷,5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7] 刘炯:《法益过度精神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为中心》,载《政法与法律》,2015 (6)。

   [8] 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 田宏杰:《刑法法益:现代刑法的正当根基和规制边界》,载《法商研究》,2020 (6)。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47页,人民出版社,1995。

   [1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12] 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史》,90页,人民出版社,2019。

   [13]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84-8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14] 参见田宏杰:《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20 (1)。

   [15] 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田宏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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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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