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等: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 次 更新时间:2022-02-23 00: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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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以地融资”的土地资本化成为主要模式。土地资本化的两条路径,尤其是“以地融资”提供的巨量资本,成为快速城市化的主要资本来源。

  

   2.土地通过结构转变推动经济增长的检验

  

   (1)计量模型。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在生产函数中忽略了土地的作用,或者隐含地把土地作为资本投入的一部分进入生产函数。如前文所述,土地有别于一般的资本,尤其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土地的作用,本文认为土地应该和资本、劳动等投入一样作为要素直接进入生产函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变迁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中国非农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考虑如下的广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Yit是地级市i在第t年的非农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Kit为固定资本投入,Lit为劳动投入,D1,it和D2,it分别为居住商服用地面积和工业仓储用地面积,Ait刻画的是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技术进步。为了估计生产函数中的未知参数,将模型(1)对数线性化,可得如下线性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αpi是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ηt为年度固定效应,εit是误差项。在模型中,对数化的技术进步lnAit被β0、αpi和ηt所吸收。

  

   关于上述模型设定,需要做出如下两点重要的说明:①本文采用水平数据而不是增长率数据。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土地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考虑三个不同的时间段(1999—2003、2004—2008、2009—2016)。由于各时段跨度较小,采用增长率(对数差分)会损失一整期的观测,导致估计效率损失;同时数据的对数差分会消除变量中的重要信息,即城市间的横截面差异,易导致模型识别出现困难。②本文采用省份固定效应,而没有采用地级市固定效应。一方面,在去除省一级的时间均值后,各个解释变量的城市异质性得以保留,从而具有足够的方差,确保模型可以识别,同时可控制或缓解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地利用制度在省级层面具有统一性,而地级行政单位利用省级分配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在此计划下“以地谋发展”。

  

   鉴于中国土地制度和政策的差异以及通过土地主导发展权侧重点的不同,本文考虑在三个不同阶段内分别回归:第一阶段为1999—2003年:1998年《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方式,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实现政府垄断土地供给,这些制度安排增强了政府管理和控制土地要素的能力,这一阶段通过工业仓储用地高量配置、压低工业仓储用地价格来发展工业园区,推动“园区工业化”(刘守英,2018a),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第二阶段为2004—2008年:这一阶段是结构转变由工业化为主转向城市化为主的过渡阶段。2002年以来,经营性用地供应由协议为主转为招拍挂方式为主,2004年“8·31”大限之后经营性用地协议出让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经营性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制度基本确立并沿用至今。这一阶段,地方政府开始推动结构转变的重心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即工业仓储用地供应量在低价基础上有所下降,并通过限量供应居住和商服用地,借助土地出让收入积累城市建设资金,围绕工业化的基础设施需求推动城市化进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阶段居住商服用地供应尚处于“限量保价”的起步阶段,在上一阶段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基础上,这一阶段城市化仍表现为围绕工业化形成的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城市化速度也由于工业化减速及基础设施逐渐完善趋于平缓。第三阶段为2009—2016年:一方面,居住商服用地“限量保价”供应带来房价和地价不断飞涨,形成巨额土地出让收入;另一方面,土地抵押政策的放宽以及城投债的推行,为城市建设形成巨量资本。“以地生财”模式的成熟和“以地融资”模式的出现,使得城市化超越工业化并真正成为结构转变的重心,土地资本化的两条路径实现了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2)数据来源以及基本统计特征。本文选取了中国地级市1999—2016年的面板数据,排除了直辖市和港澳台,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模型选取的变量为非农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Y)、非农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K)、非农部门的劳动数量(L)以及两类土地投入:居住商服用地面积(D1)和工业仓储用地面积(D2)。①Y为各地级市市辖区的非农部门年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由名义GDP和GDP指数计算得到。各地级市市辖区的非农部门名义GDP和GDP指数来自国家信息中心房地产信息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城市年度数据库。②K为各地级市市辖区的非农部门年度固定资本存量,单位为万元。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张军等,2004)计算资本存量Kit,公式为Kit=Ki,t-1(1-δ)+Iit/Pit,其中,Iit表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Pit表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于地级市层面数据可得性问题,这里用省级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匹配;折旧率δ采用张军等(2004)的9.6%;将张军等(2004)中1998年省级固定资本存量按当年各地级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分配至各地级市,得到各地级市初始年的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Iit为地级市市辖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数据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城市年度库。③L为各地级市市辖区的非农部门就业数量,单位为万人,数据来源为国家信息中心房地产信息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城市年度数据库。④D1为各地级市市辖区的居住商服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公里。由于统计口径问题,该指标1999—2011年数据为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含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二者之和,2012—2016年数据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三者之和,数据来源为1999—2017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⑤D2为各地级市市辖区的工业仓储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公里。由于统计口径问题,该指标1999—2011年数据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二者之和,2012—2016年数据为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二者之和,数据来源为1999—2017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表1总结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从表中可以看到,对于三个不同的阶段,对数化GDP的平均水平几乎呈现线性递增的趋势,同时具有相近的标准差;固定资本存量的均值和方差都逐步递增,第三阶段的均值较之第一阶段几乎增长了40%;劳动供给方面,前两阶段的均值和方差都较为靠近,而第三阶段的劳动供给有所增加,同时在城市间的差异性有一定的增加。对于土地投入,不论是居住商服用地面积,还是工业仓储用地面积,都呈现出逐步递增的特征,同时在城市间的差异也在增加。

  

  

   (3)估计结果和说明。对于每一个阶段,考虑拟合两个模型:第(1)、(3)、(5)列包含了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第(2)、(4)、(6)列在包含双向固定效应的同时还加入了省份和时间的联合固定效应,进一步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主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而只汇报分阶段回归的结果。表2给出了主要的估计结果。现将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第一,从阶段I(1999—2003)的回归结果看,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对非农部门国内生产总值都具有正的影响,符合理论和预期;在两个模型设定中,资本的系数估计都是0.85左右;劳动的弹性系数估计量数值较小,且不显著,这是由这一时期地级市市辖区非农就业人数下降趋势与非农产值的上升趋势相反导致的,其原因在于该时期非农就业中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大于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但地级市市辖区布局的工业园区较之于县级行政单位中布局的工业园区数量少,园区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就业人口集中在县级行政单位而非地级市市辖区;居住商服用地系数仅为0.03左右,在统计学意义上都不显著,可能归因于这一阶段居住商服用地供给增加不明显,因此,居住商服用地面积不具备与非农产值一致的趋势,在经济含义上是由于政府在这一阶段主要通过高量低价的工业仓储用地配置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还不是结构转变的重心;工业仓储用地在这一时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贡献,估计系数为0.2左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第二,在阶段II(2004—2008)中,发现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8和0.30左右,而且不同模型设定的估计结果稳定。值得指出的是,居住商服用地在这一阶段对非农部门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不显著的,估计系数的数值也很小,其原因在于这一阶段结构转变重心虽开始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但其发展阶段仍属于满足工业化基础设施需求的城市化,由于“限量保价”的制度要求以及工业化减速等原因,城市化速度有所下降,居住商服用地供应未能与非农产值增长保持一致,因此模型估计结果不显著;工业仓储用地的系数为0.1518和0.1609,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通过和阶段I(1999—2003)的回归结果对比发现,工业仓储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显示出工业化到一定阶段之后增速的下降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更重要的是显示了结构转变重心从工业化转移的趋势。此阶段的模型估计结果符合结构转变开始由工业化为重心向城市化为重心转型的过渡阶段特征,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

  

第三,在阶段III(2009—2016)中,资本和劳动的系数都分别为0.55和0.32左右,而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和前面两个阶段相比,资本的贡献有所下降,这表明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有所减弱。而居住商服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对GDP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9和0.17左右,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和前一阶段相比,居住商服用地的贡献显著增加,同时工业仓储用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较小幅度的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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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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