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林栋:“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2-02-17 00: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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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破坏承认结构的因素。他指出,“强暴摧毁了个体的基本自信;剥夺权利削弱了个体的道德自尊;侮辱伤害了个体的荣誉感”,[47]这就意味着,承认的结构包括了一个从不成熟状态向成熟状态的一般性方法,即通过斗争来重新建构理想的国际双边关系以及国际人权话语生态的场境。从经验现实的维度来看,人权话语作为政治论据的功能仅限于“它们的具有公共影响的修辞功能,而不依赖合理的可接受性”,[48]政治论据并不主要强调有效性向度,其目的在于人权话语行为的效果。因此,重建承认关系至少遭遇两个难题:其一,如何界定人权话语的规范性基础。多个主权和区域的人权话语难以产生应然性标准,这些彼此竞争的世界观之间既包括主权国家之间横向冲突,也包括主权国家与区域联合体之间的纵向冲突,各种类型的人权话语体系形成了交互交织的网络结构。[49]其二,如何设置人权的议题和程序性规则。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对国际人权理念输出、发展战略和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有限,缺乏对国际人权机构运行的深度参与,在国际人权机构中的主动性作为不明显,[50这就意味着,通常要付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努力,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渐赢得政治议题的地位,进而使国家的人权理念从观念到议案、再转换为有约束力的决定。[51]因此,“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政治法理为我国人权话语体系的表达提出建构相互承认关系的要求,这就必须同时把握抗争和交往双重维度的要求。首先,应当重建人权话语的规范性基础。比较恰当的方案是,以联合国制定的国际人权公约体系作为人权概念和共同价值,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只有人权公约能够超越地方性的人权生活设想,才能使国家内部的共同体生活秩序获得外部的理解。因此,以一种国际性人权概念作为商谈程序得以开展的基本参照,使单一共同体的人权生活情境能够被外界真切地理解和感受。其次,在众多可选择的人权概念上,强调以发展权为中心的人权主张和人权诉求。由于发展权包含了平等主义的内容,可以有效避免商谈过程中的人权概念膨胀。发展权的实质即是“被以一种正直与尊重对待”的权利,我们从发展权的世界历史属性中可以看出,其能够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体活力,因而可以作为通往理想的合作和承认关系的有效渠道。又次,在国际人权公共领域主动设置议题,提出报告。比如,我国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针对健康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等提出相应报告,[52]使国际人权社会有充分的条件去察觉、公开和讨论那些对于人权治理不利的国家政策,从而深度参与了国际人权治理的过程,也为国际人权社会贡献了本国的治理经验。最后,纵深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人权话语体系提供原创性的思想命题和知识资源。“语言是理解为取向之行动的媒介,生活世界就是通过这种行动而再生产的”,[53]不能忽视话语对于人权实践的建构能力,特别针对国际人权商谈过程而言,话语更是具有构成商谈内容、影响交往效果的功能。所以在人权理论的创制和阐发过程中,需要以寻求理解为基础,以推动相互承认关系的构建作为目的。总之,“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表达是对共同体人权生活的整体展现,作为政治法理的“相互承认”能够推动我国的人权话语表达在国际人权场域中取得更多的理解和共识,而共同体的生活秩序必然与人权话语的表达处于共时共振的关联性中,即由交往理性而带来的合作型关系则促使共同体的生活秩序被再次确认,个体对于国家的情感归属和认同也再次被强化了,由此在承认关系中呈现出共同体与个体的精神联结。

   五、结论

   综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即在于将人权话语体系和共同体的客观意义关联进行交互式重构,通过人权话语体系来言说法理,也从法理之中为人权话语体系的内在阐释提供理论命题的支持。因此,可以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理建构为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三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其意涵既包括共同体不能遮蔽个人的向度,也指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人格尊严”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规范法理,成为国家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规范。“相互承认”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政治法理,旨在为世界人权实践提供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治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须强调的是,“人的繁荣”指向了共同体秩序的道理与伦理世界,发掘了存在于个体的人性的诸种潜能,这些潜能促使个体充分发挥自我的道德能动性去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生荣观,都必须依靠国家以承担消极义务或积极义务来完成,否则就没有现实意义。而人权主体和人权义务主体的法权关系则需要构建在法秩序的框架范围内,如果以纯粹政治决断的方式来尊重和保障人权,那么一方面不能保证合理地调配生活领域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导致消极作为和积极作为之间关系的紊乱。正如系统论指出的,政治系统的功能在于化约社会复杂性和作出有约束力的集体意见。就“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政治运作而言,政治权力需要在国际人权社会中为共同体的生活秩序赢得正面的评价,这一过程需要在人权话语表达的过程中践行交往理性理念,立足于相互承认关系的法理,才能打破既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人权话语格局。与此同时,人权话语权的提升将再度强化人民这个政治统一体,使国家的整合进程得以持续性的形成和更新,而国家法秩序也此环节发挥其程序性功能,使国家的整合进程与宪法构造中的基本原则和程序性规则反复咬合,那么个体不仅能够分享共同体的统一精神构造,强化公民的身份认同和对国家的情感归属,并且个体的各项人权也获得国家的尊重和保护,其人性繁荣因此得以充分实现。

  

   刘志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学者特聘教授。林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生。

  

   【注释】

   [1]朱文琦:《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一个系统思维的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第64页。

   [2] 刘鹏:《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23页。

   [3] 参见何志鹏:《“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论的中国化解码》,《人权》2020年第2期,第3-6页。

   [4] 参见李超群:《“以人民为中心”何以作为人权主体话语?——基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民”概念之证成》,《人权》2021年第1期,第63-69页。

   [5] 王凌皞:《中国法理学应立足古典面向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2日,第5版。

   [6] 参见陈金钊:《法理思维及其与逻辑的关联》,《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21页。

   [7] 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25页。

   [8] 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32页。

   [9] 邱本曾指出,提炼法理的首要步骤是“概括”,而许多人从事多年学术研究,没有概括出一个概念、一个命题、一条原理,其研究、贡献由此大打折扣。参见邱本:《如何提炼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6-7页。

   [10] 参见[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曾韬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3页。

   [11] 参见李忠夏:《宪法学的系统论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24页。

   [12] 参见周濂:《从正当性到证成性:一个未完成的范式转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21页。

   [13]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以人民地位为中心,而“地位”与“权利”却是两个不同概念。这就导致在人权主体概念上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构造,由此区别于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的一元构造。通过宣示“人民”的人权主体地位,使个体的实际权益从“人民”的主体地位中获得。也就是“地位高于权利,权利源于地位”。这意味着,“人民”所表达的意涵是文化和政治范畴的,而非具体权利。参见胡玉鸿:《“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理解读》,《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第19页。

   [14] [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15] 参见陈曙光:《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24-25页。

   [16]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3/c416126-29743613.html.2021年7月20日访问。

   [17] 宋建丽、曾晞:《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东岳论丛》2019年第3期,第166页。

   [18] [美]特雷尔·拜纳姆:《繁荣伦理学:信息时代的一种伦理学理论》,童谨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页。

   [19] 周濂:《后形而上学视域下的西方权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58页。

   [20] 杨兴华、张格儿:《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关于可能能力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14年第2期,第31页。

   [21] 参见[美]玛莎·努斯鲍姆:《能力路径中的老年人权利》,侯干干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第79-85页。

   [22] [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孙晓静译,《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3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24] 参见[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孙晓静译,《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44页。

   [25] 参见[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孙晓静译,《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44页。

   [26] “无偿人权”理论话语反对“有偿人权”、“预付人权”等观点,并且,“无偿人权”也可以奠基于平等主义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不仅对于老弱病残幼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国家和社会有义务无偿地保障他们享有人权,而且对于具备劳动能力,但因为懒惰而少劳或不劳的人们,也可以被教导何为好生活的理念获得全面发展。参见邱本:《无偿人权和凡人主义》,《哲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46页;赵汀阳:《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第18页;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7页。

   [27] [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孙晓静译,《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44页。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中国人权网http://www.humanrights.cn/html/wxzl/2/6/2021/0406/58059.html.2021年7月2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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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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