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很多全球顶尖的大学，但它们的教授是需要实验室和配套工作人员的。由于物理空间限制和配套人员短缺，香港顶尖教授的成就就会打折扣。如果我们能够让香港的大学和香港的企业可以在深圳、在大湾区设分部，相当于有配套的空间和人才，但按香港的制度运作（实际上就有点像当年制造业的“三来一补”），这样就可以让香港的离岸经济制度有一个更大的物理空间去运作，也就是巧妙地将香港离岸经济体系以气泡的方式在商业领域扩容，但也同时也带动了大湾区的国际化发展。这种制度创新，可以促进香港的所有产业复兴，逆转香港近年来面临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由于物理与市场空间限制，除了金融与地产及一些相关业务，香港的大部分产业都面临空心化，而产业的流失又导致了收入不平等和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补贴前香港贫困人口高达26%），包括一般老百姓（由于香港没有腹地）居住条件的恶化。

　　 香港的北部都会规划就包括了未来为260万人口提供住宅。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如果北部都会区盖10个类似香港天水围的低收入居民区，未来就有可能出现社会问题。历史上的经验，不管是美国还是其它地方，把穷人集中在一个社区不是最佳方案。我们可以在制度设计方面解放思想，把香港的学校、医院、银行、福利机构等在深圳及大湾区一些试验区落户，这样就可以给香港的老百姓，不管是高层，中层还是底层的，提供多一个选择，将大湾区当作香港的腹地。我们看全球的顶级大湾区，曼哈顿、东京、旧金山都是利用了周边的腹地来解决居住问题，在市中心工作的大部分人口不一定是住在市中心。将香港的制度以气泡的形式延伸到大湾区内的特定市场主体，通过双循环衔接带内的创新性制度设计，有可能颠覆性的改变香港与大湾区未来在金融、科创、产业、文化、及社会方面的发展方向与路径，取得多赢的结果，提升大湾区整体的竞争力与亲和力。

　　 四、香港对国家外循环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建立开放、有竞争力、有亲和力的双循环衔接带、世界级开放城市群。

　　 有关香港的重要性，我体会最深刻的一点，就是货币除了是计量单位，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外，还是一个监管的媒介。有了港币才有了香港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有各种外汇市场，形成了一个的完整的金融市场与监管体系，才可以在这个体系里面进行合规与风险管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我们的海外资产，目前在美国不安全，在欧洲也不一定安全，但在香港就最安全。因此，国家需要充分利用港币的金融体系来考虑内外循环如何优化，还有这两个循环的衔接。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有一个观点，如果港币未来和人民币挂钩，所有港币资产实际上就是离岸的人民币资产。这就解决了管涛今天提出来的离岸人民币不一定安全的问题。港币及港币资产是一个独立监管的货币体系，当然港币也可以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货币（SDR）挂钩，这样港币就成了一个与超主权货币挂钩的货币交易与监管媒介。无论如何，港币体系是香港无价无形和不可替代的软资产与软实力，在香港国家安全法通过，香港选举办法改变之后，我们需要从国家发展与战略的层面来考虑如何充分利用以港币为基础的香港商业与金融制度体系。

　　 香港在吸引全球顶级人才方面也有优势，香港在过去吸引了大量的海外人才，很多后来都回内地发展。香港在帮助全球了解中国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包括留学生、海外华侨、以及西方的老百姓和选民。他们来中国的第一步通常是先到香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外籍人口达到了10%。但香港的物理空间太小，产业的深度与广度也不够，我们能不能把香港的商业制度环境辐射到大湾区，为香港在大湾区建立与其无缝衔接的腹地，也就是将香港的离岸经济扩容，在扩容后的大香港/大湾区里，既有香港的离岸经济制度优势，又有大湾区巨大的市场空间、物理空间的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企业、最先进的技术、和最需要的资金落户大湾区。

　　 五、深港合作：一体化还是双体系并行重叠？

　　 大湾区的发展战略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体化还是双体系并行重叠？我觉得是双体系并行重叠才是一个务实多赢的发展方向，因为香港与内地的制度生态体系差别太大了，一体化只能在要素市场这个层次实现。我们需要的是在维持“一国两制”及在岸与离岸区别下，通过双体系并行重叠来推动深港捆绑式协同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内外循环如何衔接的问题。这个制度创新的效果是将香港的离岸经济体扩展延伸到深港合作试验区以及大湾区其它试验区，但又不会冲击内地与香港的体制。如果这制度创新思路可以落地，将大幅度降低高质量生产要素在内外循环之间的流动，会颠覆性地提升大湾区的各个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大湾区在全球的亲和力，为国家下一个40年的发展奠定坚实而特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