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军: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及其理念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2-01-15 1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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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军  
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才能发扬。显然,斯密对国家及其治理方式的理解要超过配第,并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国家治理理念及其根本区别

  

   黑格尔在早期就认真阅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并将其中的基本思想融入到了《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等作品之中。毕竟当时的英国已然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无论是工商业的发达程度,还是政治社会的文明程度,事实上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无法比拟的。与斯密将其政治经济学原理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样,身处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中的黑格尔也将自身的哲学视为世界历史性的,即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哲学。但是面对当时特定国家状况时,黑格尔还是一方面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同时也参照了英国的市民社会状况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理解国家的方式及其对国家治理的领会,是环顾了比普鲁士更为强大的法国和英国的,因而必定是超出普鲁士自身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近代以来政治的基本主题,可以说深刻地构成了他们的国家学的基本主题。于此,我们将具体考察黑格尔在此政治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思想。简言之,黑格尔与斯密的国家学的区别在于,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充分吸收了斯密对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保护,但又与斯密把国家当成“守夜人”不同,他所要构建的是国家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由此观之,确保当时的普鲁士强大的两大法宝是一方面要让市民社会充分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就是要建设一个具有绝对统治力的国家。这与当时已然处于最强大地位的英国是不同的,这一点反映在理论上便是黑格尔国家学的分裂,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只能在观念中得到调和,而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统一的矛盾。

   其一,对于黑格尔来说,让市民社会充分发展起来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保证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不受侵犯是其基本职责,但是国家不是市民社会发展的结果,相反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保障要以国家为前提,进而实现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结合。与斯密从个人推导出社会和国家不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如果把国家和市民社会混同起来,进而把国家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市民社会原子式个人的利益就会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这样国家就被悬置起来了,而个人作为国家成员也是任意的和偶然的。显然,这是在批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斯密的国家理论。他认为:“国家对个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的。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⑧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和斯密意义上的由个人到国家的思想进路并不具有必然性,反而会导致对绝对权威和尊严的破坏,这是最可怕和最残酷的。基于这样的理解,不要认为黑格尔是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保护,恰恰相反,黑格尔所指向的是由国家到个体的思想进路,即个体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能享受由它所提供的相应保障,这是整体对个体的正向统摄,而不是逆向的个体之间求同存异。由此,黑格尔才着重强调国家是具体自由的实现,即“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中那样)。”⑨其具体中介在于,一方面通过特殊利益自身过渡到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利益,并把普遍利益作为其最终的目的而行动。由此观之,黑格尔把现代国家的原则视为主观性原则和客观原则,即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完美”结合是从国家理念出发进行推导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其目的在于使得这种结合或统一在主观性原则即特殊利益原则中得以保存和发展。因为现代国家只有通过保持特殊利益、使主观性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才能成为一个有机体即自组织。

   其二,黑格尔与斯密国家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以及如何保护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而在于对国家的基本理解不同。前者是把国家视为“行走在地上的神”,其客观性、伦理性、真理性无可置疑,而后者则是把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特殊利益的“守夜人”,即使斯密晚期考虑到了国家的公共性,但那也是由经验上升到抽象的公共性,而非像黑格尔一样,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国家的绝对权威和统治。这是我们在理解黑格尔国家学时必须予以重点考察的方面,也是黑格尔与近代启蒙思想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下,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又倒打了一耙。他认为:“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⑩其基本逻辑在于,一方面,国家对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来说,是外在的必然性和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其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统一,个人对国家行使义务的多少决定了他能够从中获得的权利的多少。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黑格尔的国家对家庭和市民社会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是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做地上的神物。”(11)黑格尔的国家观显然既区别于基督教的传统,同时也区别于启蒙传统的理解,甚至不能将其看做是它们的统一,而是独具匠心的精神构造,其目的在于推进普鲁士的统一进而希冀普鲁士在国家竞争中能够取得像英国般的成就。

   显然,黑格尔对国家及其治理方式的理解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普鲁士王国。但是问题在于,黑格尔的作为理念的国家与现实国家之间的分歧在普鲁士现代化的过程中暴露无遗。换句话说,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逐渐占据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这一点在马克思早期对现实国家的考察中被深刻把握到了。从《莱茵报》时期对黑格尔国家观的信奉和坚守,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对它的反思与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国家学说的两种联系:一是当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把注意力转向农民的现实利益与容克地主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时,他还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之中,即一方面以黑格尔的国家整体利益为基准来考察容克地主的利益为什么能够通过国家意志和程序上升到普遍利益,而农民的特殊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却是被忽视了或者说被压制了?也就说为什么农民的特殊利益不能通过国家意志而成为普遍利益?这是黑格尔的国家学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按照他的理解,这个国家的所有成员都会以某种途径参与到国家的立法中,并由国家来保障其特殊利益。但是,现实恰恰相反。所以,虽然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跳脱出黑格尔的框架,但是已然埋下了对它的批判的种子,即国家、市民社会和它们的中介之间的分离。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协定的思考,事实上也充分暴露了黑格尔国家学的缺陷。二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已全然认识到了黑格尔国家观的虚幻,并通过确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针锋相对的原理来批驳它。这显然是吹响了通过回到唯物主义的地基来解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号角。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已是卷帙浩繁了。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了,所谓从唯物主义即存在决定思维的关系角度来思考国家构成了马克思判断国家的本质、作用和属性的基本定向。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时,把国家放在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来理解的缘由。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没有专门写出有关国家的理论,而是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史和特殊运动规律)来解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在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批判黑格尔把国家哲学等同于国家自身,从而陷入一种幻象;另一方面,在“穆勒评注”中,他深入到货币、信用和银行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范畴中,立足于交往异化的框架来看待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国家。他认为:“在国家信贷中,国家地位同上面说到的单个的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等等。”(12)在此,马克思所提到的在信贷中单个人的地位是指,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和谎言来骗取信用,这是在信任的假象下面掩盖着绝对的不信任,国家也是如此,它为商人发行公债券背书,充当商人营利的工具。进一步而言,他认为:“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的——国家的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货币的完成。”(13)由此观之,马克思在此完全把国家当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工具和手段,受到作为货币的完成者——银行业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地位从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权威、行走在地上的神,下降到市民社会的层面,成为工商业的维护者。马克思在此所揭示的银行对国家的统治,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进一步得到了发挥和深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会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按照如下顺序来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是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时的根本考虑,即从抽象(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出发,上升到具体(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作为整体的国家在市民社会中得以建构。当然,也可以从中窥见,马克思不是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实体,而是将其作为特定的社会关系来把握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的国家观与黑格尔区别开来,并将国家这一范畴科学地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及其治理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对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理念的反思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从配第到斯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增强国力,从而力图使自己所身处的国家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赢得胜利。事实上,在他们的理论预想中,国家实力的增强就等于人民福祉的增加,所以要使后者得以实现就得以前者为前提。但是,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国家实力增强的一端,而把人民福祉的增加一端放在了旁边。无论是对处于重商主义晚期的配第来说,还是对处于资本积累完成前夜的斯密来说,都已经通过劳动这一要素认识到,所谓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其实是加入了劳动者这一主观能动性因素。这与传统的、古代的那种靠人多力量大,地大物博式的“自然国家观”不同,他们所指向的是国家的内生性力量,而非其外在性力量。正是如此,作为国家财富创造主体的劳动者在国家的富强中所创造的财富和他们自身所有的财富的比例失调,造成了后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公正问题。德国作为继英国和法国之后崛起的欧洲国家,黑格尔不仅看到了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国家秩序的混乱,同时也看到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范的问题。所以,对于黑格尔来说,通过把特殊利益纳入到普遍利益之中,以绝对国家理念重建现代国家秩序就成了他面临的时代任务。

   然而,他所建构的国家理念的虚幻性被马克思识破了。奠基于市民社会特殊利益基础之上的现代国家无非是工商业的“傀儡”。由此,揭示市民社会之于国家的决定性意义,就成了马克思的时代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考察是放在资本、土地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基础之上展开的。由这些合理的抽象范畴上升到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思维具体,从而试图构建其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国家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此观之,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在于确保国家在现代世界市场体系中处于先进地位,增强国力、发展经济还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更在于,当国力的增强与人民的福祉增加之间造成分裂的状况时,借助国家这一形式来调整和推动市民社会秩序的变革就成了必要。简言之,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的表象仍然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国家治理来说,也极具启发意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在遵循这一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国家治理观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是把握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定向的前提性思考。

其一,从现实的国家本身而非从国家概念本身出发把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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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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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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