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7 次 更新时间:2022-01-06 10:22:20

厉以宁 (进入专栏)  
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这里所说的改变地区经济的落后面貌和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是同转换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密切相关的。在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单纯的补助款项或单纯的优惠政策。

   这并不是说低收入地区不需要政府给予的补助款项和优惠政策,而是说,如果低收入地区缺少一种可以导致内部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运行机制,缺少一种可以提高资金利用率和合理组合生产要素的运行机制,那么来自政府的补助款项或优惠政策往往只被用来解决眼前的困难,却不足以使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不足以使低收入地区真正走向富裕。因此,政府对低收入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低收入户的有效扶植措施,就是促进这些地区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转换低收入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通常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企业作为资金投入和再投入的主体,不仅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要使低收入地区早日走向富裕状态,必须找到可以促进本地资源同外地资源有效结合和长期结合的形式,这种结合不是依靠行政性措施就能巩固的。如果低收入地区的企业缺乏资金投入和再投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从经济利益出发选择与外地合作的方式,那么,不管这些地区有何种资源优势,这种资源优势都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

   第二,要逐步解决低收入地区资源价格偏低,以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通过两方面的改革措施来解决。一是调整资源价格与加工制成品价格的比例,使资源价格逐渐趋于合理。二是深化流通体制的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减少由于流通阻塞而导致的商品积压和交易成本偏高的现象。一旦资源价格趋于合理,流通渠道通畅了,本地资源的利用就将趋于合理,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的结合也将转向有效、长期的结合,低收入地区的发展速度将加快。

   第三,要建立适合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系统,政府要善于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低收入地区的经济中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收入低,积累少,而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收入用于同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有关的不合理消费支出;一方面,资金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不少资金用于兴建楼堂馆所之类的非生产性投资。如此种种都表明有必要建立与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系统,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措施。

   五、关于缩小收入差距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当我们谈到政府可以运用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税、继承税或财产转移税之类的税收调节手段来限制某些人的收入过高时,我们考察的重点属于“事后调节”范围。但是,我们能不能除了采取收入分配的“事后调节”,还可以采取收入分配的“事前调节”呢?也就是说,能不能及早采取某些预防居民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的措施呢?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收入分配的“事后调节”与“事前调节”是应当结合,也是可以结合的。预防居民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的做法,既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而且只要措施得当,也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

   可以采取的收入分配“事前调节”措施,至少有下列五项。

   第一,对个人从事股票投资的“事前调节”。为防止个人在这方面获得的收入过高而采取的措施,如规定任何个人持股在某一企业股份总额中的最高限额(比如千分之五或千分之十),属于“事前调节”。此外,规定某些行业或企业只能由公有经济单位持股,规定某一可以向社会上的个人出售股票的企业股份总额中个人股所占的比例,这些也属于“事前调节”。

   第二,对个人雇工经营的“事前调节”。比如,可以对雇工的待遇、劳动保护措施、福利状况做出规定,这也有助于防止雇主收入过高。

   第三,对个人承包、承租收入的“事前调节”。

   第四,关于工资标准的“事前调节”。总的说来,我国职工工资标准偏低,而且等级差别偏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进行“事前调节”。这里所说的“事前调节”是指制定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复杂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固然要高于简单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但二者收入之比应当适当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比。对工资标准和工资级差的这种“事前调节”,是合情合理的。

   第五,关于兼职收入的“事前调节”。从长期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把职工的精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好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获得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相称的收入。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协调。

   六、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协调的可能性

   在讨论共同富裕问题时,我们不可回避地要接触一个理论难题,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二者能否协调?能否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公平,或在实现公平的同时提高效率?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当我们把公平与效率放在一起讨论时,公平是针对什么而言,效率又是针对什么而言。公平是一个道德范畴,但它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含义。效率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但它是同一定的伦理判断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当讨论公平与效率兼顾或公平与效率协调时,我们需要从经济学与伦理学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

   关于“公平”的概念,应当明确这样三点:

   第一,“公平”的深层次含义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

   第二,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公平”是同机会的均等相联系的。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参加竞赛。参赛者之间如果有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是表现于竞赛过程的起点(因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是表现于竞赛过程的中途或终点(因为能力的差别使得人们取得的成果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应当是均等的,假定客观上仍然存在着机会不均等,那么通过改革,可以逐步实现机会的均等。

   第三,在收入分配领域内,“公平”是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无疑是“公平”的。越能贯彻按劳分配,“公平”的实现就越充分。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平”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平”,是不存在对劳动者歧视的机会均等性质的“公平”,也是贯彻按劳分配条件下的“公平”。“公平”与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平均主义恰恰违背了“公平原则”。

   关于“效率”的概念,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考察,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比。如果一定量的投入能有较多的产出,或一定量的产出只需较少的投入,就表明效率提高了;反之,则意味着效率的降低。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察,效率是指各种资源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利用的程度。在资源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资源闲置的数量增多了,资源被不合理使用的部分增大了,那就表明效率降低;反之,如果资源闲置的数量减少了,资源被不合理使用的部分缩小了,那就表明效率提高。效率的提高被认为是“好事”,因为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效率的降低也被认为是“坏事”,因为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上述对“公平”的理解和对“效率”的理解,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公平”不仅不成为提高效率的障碍,还可以成为促进效率增长的源泉。深层次的“公平”含义表明:社会主义的建立必将解放生产力,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效率的增长;从机会均等的意义上看,机会的均等和对一切参加竞赛的劳动者的不歧视,将调动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挥所长,提高效率;而贯彻按劳分配,则同样起着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提高效率的作用。换言之,无论是微观经济中的效率还是宏观经济中的效率,在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都是可以与“公平”并存、协调的。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所谓“公平”与“效率”相互替代而无法兼顾的现象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由于按劳分配原则尚未得到认真贯彻,以及人们对“公平”有错误的理解(如把平均主义理解为“公平”),就会导致所谓“公平”与“效率”的交替。可以用如下方式来表达:一些人认为:“吃大锅饭”= 无效率(这是正确的),“吃大锅饭”=“公平”(这显然是错误的理解)所以,“公平”= 无效率(由此得出错误的论断)。

   第二,由于按劳分配原则尚未得到认真贯彻,以及政府的收入调节措施没有跟上,造成了社会上的收入分配差距被不合理地拉大,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这可能导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的协调表示怀疑。前面提到的某些由个人承包的企业中一般工人积极性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就与个人承包者收入过高有关,于是人们可能产生如下看法:这种经营方式既不公平,又难以提高效率,更谈不上“公平”与“效率”兼顾了。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通过适合于生产力性质及其水平的经济体制发挥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协调应以合适的经济体制为前提。只有在合适的经济体制之下,资源的配置才能趋于合理,按劳分配原则才能被认真贯彻,机会的均等也才能被落实。然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逐步完善是一个过程。在经济体制改革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可能出现某些不协调的状况,这也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即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能兼顾与协调,而不了解这些不协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与逐步完善过程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论断: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协调是有可能的,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随着人们对“公平”的认识的端正和对平均主义危害性的认识的加深,这种可能将成为现实。

   七、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道德力量

   现在让我们对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探讨。撇开个人劳动与经营能力和积极性因素,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力量是市场机制。个人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究竟能得到多少报酬,个人经营收入的多少,以及个人债券、股票、存款的利息(股息)收入究竟是增长还是减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关。即使从企业职工的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来说,虽然这些职工并不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但这些职工所在的企业是同市场直接联系的,企业的产品是否得到市场的认可、是有销路、是否盈利,这一切也会影响职工的收入状况。因此,市场机制影响着收入分配。

   第二种力量是政府。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制定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政府所制定的这些标准与级差不仅直接影响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中工作人员的收入,而且也对非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如对收入偏高者的收入征收收入调节税,对低收入户实行救济、补贴和扶植,等等。

第三种力量是道德力量。它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力量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力量主要对收入的初次分配产生作用,政府的力量既对收入的初次分配产生作用(如“事前调节”),又对收入的再分配产生作用(如“事后调节”),那么道德力量则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产生作用,即影响已经成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使用方向,包括个人间的收入转移、个人某种自愿的缴纳和捐献等。这样,最终归个人支配和使用的收入等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去个人转移出去的收入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的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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