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导师何华辉先生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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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主义宪法也并非一切条款均与现实完全一致,其中包含着某些纲领性的成分,有的是作为奋斗目标加以规定的,有的是经过短期的努力奋斗就可以实现的。这种纲领性的成分虽然不是完全实现了的东西,在宪法中却有必要加以规定,而且规定它是为了努力实现它,这和资本主义类型宪法用以粉饰门面的虚假的规定有原则上的区别。

   (3)关于宪法序言的效力

   何华辉认为,宪法序言的产生是基于制宪者的需要和宪法的规范性特点决定的。宪法序言通常记载制宪者通过和平或非和平手段取得的胜利成果,乃是确认制度性的根本问题,宪法正文的规定不能违背序言所体现的原则。但是,尽管序言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但是当何华辉认为,在对待序言效力问题上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而言之,记载历史事实的部分应当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确认基本原则的部分须和宪法文本的规范结合起来才有法律效力,而属于规范性的部分则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4)区分人治与法治

   何华辉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分人治与法治的根本标准,人治与法治并不是简单地从是否有人的作用和是否运用法律来决定的。国家治理中有人的作用不等于人治,有法的存在不等于法治,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是看在法律与个人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相反则是人治。何华辉同时还对法治与法制的概念作了明确区分。他认为,法治以法制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法制以法治作为目标和归宿。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整套法律和法律制度,或者法制不健全,就谈不上法治。事实上,建立和健全自己的法制,其目的正在于实现法治。

   (5)公民基本权利

   何华辉论证了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它不仅反映了我国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法律地位,而且也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何华辉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它的巩固和发展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何华辉提出,在为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分类时应该将公民还原成为人这个基础属性,并且根据人的基础属性来相应作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区分。从而在基本权利问题上谋得共识,形成能够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分类原则。

   (6)宪法与宪政关系

   何华辉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宪政革命历程有着深入研究,基于历史实证研究之上,何华辉提出一国宪政水平取决于该国宪法得到实施的水平,而宪法实施又高度依赖于宪法监督机制的运作。何华辉提出,宪法监督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证宪法本身的贯彻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石和法律制度的核心。另一方面,何华辉还特别研究指出,任何一国宪政体制的确立都有其历史原因与现实需要,而在宪政制度建设中,政党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宪政体制决定着政党斗争的性质,而政党斗争又成为宪政体制演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国家制度形态研究

   (1)区分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

   何华辉认为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并不能够等量齐观,两个概念侧重不同。政体着重于体制,政权组织形式着重于机关,体制粗略地说明国家权力的组织过程,机关则具体涉及各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就世界各国而言,有社会主义的共和制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国家,它们的政体相同,但它们的政权组织形式、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却迥然有别。由于视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为同一事物,往往导致片面的研究政权组织形式,忽视对政体的分析研究。所以,何华辉主张有必要区分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各自的含义。何华辉还进一步提出决定资本主义政权组织形式与社会主义政权组织形式根本分野的核心因素有两点:其一是国体,其二是政权组织原则。

   (2)政治体制改革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何华辉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盲目排外。他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贯彻的议行合一原则,因此反对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去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在政治理论的角度上看,我们不应完全否定三权分立学说——这个原则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它的历史功绩不宜轻易加以抹杀。同时,在当代一些存在行政专横、寡头统治、公开践踏资产阶级民主行径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个原则仍不失为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用来进行斗争的一种暂时手段。即使在从根本上排斥这个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借鉴其中某些具体经验加以改造利用,明确国家机关之间的内部分工,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有它自己独特的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原则。我们反对全盘西化但并不拒绝吸收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中可以为我所用的某些具体经验。

   3、政党制度研究

   何华辉深刻阐述了政党政治与宪法规范的发展以及与宪政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提出了政党政治之宪法惯例的概念,提出了政党政治之宪法惯例与宪法规范具有同等效力的重要命题。同时,他特别强调宪政体制决定着政党斗争的特征,而政党斗争又成为宪政体制演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何华辉认为,政党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护政权或夺取政权。其中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党把维护本阶级的政权放在首位。这与宪法确认和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的价值取向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但在政党政治尚不完备,政党制度尚未形成的时候,政党在民主宪政中的实践活动找不到宪法依据,因而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创造能力开创先例,于是也就产生了许多关于政党活动的宪法惯例。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政党制度的形成,一些国家出现了关于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宪法规范。现在,政党政治已进入宪法惯例与宪法同时适用的时代。

   4、司法制度研究

   何华辉明确指出, 司法制度乃一国宪法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明确将司法制度纳入到其宪法学理论体系之中,从而在国内较早地提出政治问题不予审查、立法权自律和推定合宪性等至今仍属热点问题的违宪审查原则。特别是在司法独立方面,先生不仅创造性地揭示了司法独立的基本内涵,而且提出了当今学术界风靡一时的高薪养廉主张,堪称引领学术前沿。

   何华辉指出,宪法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司法权的独立,即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而言是独立的。这种含义的司法独立为采用三权分立制的西方国家所赞赏,却为实行议行合一制的国家所扬弃。二是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实行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原则。这种含义的司法独立,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在提倡,其实现至少需要具有两个条件, 即法官的权能保障与法官的职业保障。

   何华辉认为所谓法官的权能保障,即法官在执行职务、行使审判权时,应具有独立的能力。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不同理论运用上的一种殊途同归。先生认为,宪法关于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规定,能防止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公然干涉审判工作,对法官的审判职能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法官若对其地位能否保持产生疑虑,那么宪法关于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规定便很难真正贯彻执行。因此,法官的职业保障是法官的权能保障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法官终身制能保证法官消除丧失职位的顾虑,更有利于审判独立。但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代表机关是一切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者和监督者,是统一集中地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如果在任期有限的人民代表机关之外,设置终身任职的法官,便会和民主集中制、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发生矛盾。

   行法官限期任职制的西方国家,则多有法官可以连任以及在法官任职期间除因特定原因、经特定程序之外不得免除、停止、调动其职务的规定,从而有利于保持法官职业的稳定,保障审判独立。

   何华辉强调法官的生活待遇涉及法官在行使职权时能否不受物质引诱,依法审判,因而也是审判独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国家对法官的工资待遇一般都比较优厚。有的国家还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法官的报酬在其任职期间内不得减额。先生坦承,在法官生活待遇方面,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重视,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5、比较宪法研究

   何华辉对中国宪法学特别是比较宪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大抵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概括:

   (1)确立比较宪法学的方法与原则

   何华辉一辩证唯物论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着眼于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的需要,从宪法实质与宪法表现形式相联系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对宪法规范进行比较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这些方法也构成比较研究宪法规范的原则或标准。要而言之,主要包括:首先,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各国宪法在同一本质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次,比较研究社会主义各国宪法在同一本质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三,比较研究两种不同历史类型宪法所反映的不同本质以及不同的与相同的表现形式。

   (2)《比较宪法学》

   《比较宪法学》这部近30万言的著作是何华辉在研究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专著。这是中国宪法研究史上继王世杰、钱端升所著《比较宪法》?之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比较宪法学专著之一。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比较宪法学体系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我国整个宪法学研究,特别是比较宪法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比较宪法学》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国内各著名高等院校将其列为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政治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而且也被国外一些著名大学法学院列为公法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该书还先后获武汉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等诸多荣誉。

   6、制度经济学研究

   何华辉提出,在合理的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中,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用宪法、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它们所构成的经济成分,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等方面的制度总和。其中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三个部分,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应该列入概念之首。何华辉同时矫正了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学者对宪法经济制度之概念的不恰当表述,并在国内宪法学界率先论证了经济计划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早在1986年的宪法学讲义中,先生就提出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引入市场因素的重要论断,并预言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将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在经济计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结合的产生发展过程却截然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先强调市场经济后产生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先实行计划经济后重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表面上似乎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却存在密切关系。因为商品货币关系不仅存在于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中,而且也存在于合作经济与国有经济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市场机制,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它将使计划决策由集中决策变为多层次决策;将加强各个层次经济活动的配合和联系,使微观经济活动适应宏观经济活动决策的要求;将促进社会主义的竞争,促使企业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何华辉认为国内外宪法学者对经济制度概念的表述各有优劣,总的看来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在客观因素的表述上,没有明确表述由所有制所构成的经济成分,只说明了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因为所有制的形式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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