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后现代主义与“虚构”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21-11-26 09: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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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则应表现出谦逊和自省。另外,我们还应特别留意表述的分寸感和语言的准确性,更加警惕以辞害意,避免妄下断语。怀特提出了这样一种新的史家伦理:“良好的职业史家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一以贯之地提醒其读者,他从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找出事件、参与者和动因并加以刻画,而这种刻画具有纯粹的暂时性。”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每个严肃的历史学者深思。毕竟,谁又敢说自己具备了穿透时空阻隔去发现历史的唯一真相的“特异功能”呢?格尔茨也说过,“我从未彻底弄清我所写的一切”;研究越深入,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怀疑也就越增加。这种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如出一辙,不过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学者伦理:不自欺,也不欺人,决不给读者造成自己“真理”在握的假相。

   “虚构”说的另一个依据,与史料和事实的性质有关。我们知道,现代史学把真实性建立在史料的可靠性上面。史家揭示过去“真相”的手段,主要是从过去留传下来的材料中筛选出可靠的证据。一部论著的观点和结论是否可信,最根本的凭借在于材料是否充分而可靠,对材料的理解和运用是否准确而恰当。但是,美国学者汉斯·凯尔纳却说:“那种期望能够获得清白的、未经加工的资料以便能够提供一种更为纯净、更为真实的景象(一种浪漫的景象)的想法,注定要遭受挫折。不存在未被加工过的历史资料;一旦一个文本对象被认定为一种历史资料,它就已被深深地包含在文化系统当中了。”这样一来,我们长期坚信不疑的史料观和证据观似乎也需要重新推敲。史料是前人留下的,包含了前人的意图和解释;而我们把它们当作史料时,又加入了我们的理解和意向,这种史料还能够作为过去事件的“客观的”证据吗?从这样的证据中提取的信息,还能简单地跟事实画等号吗?即使这些信息可以还原出事实,那么这些事实就绝对等于实际发生的事件吗?也就是说,在史料、证据、事实、事件各项之间,能够绝对地画等号吗?即便承认能够从史料中获取确凿的事实,但后现代主义者会说,事实和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事件是确实(客观地)发生过的,事实却是“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用罗兰·巴特的话说,“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前面说过,后现代主义者声称语言是不透明的,语言可以表述事实,但并不指向实际。因此,根据这种逻辑,我们即使掌握了关于事件的事实,也不能还原事件的“真相”。

   这种理论与现代史学的专业信条如此格格不入,难怪多数史家无法接受。我们依靠史料,是因为史料中包含了事实性信息;我们相信事实,是因为事实是客观的,可以和实际画等号。可是,后现代主义者却说,所有这些信念都不过是“神话”,是“瞒天过海”和“自欺欺人”。如果我们沉下心来想一想,这番话里似乎也包含着某种警示的意义。过去事件乃是人的经历,关于它们的记录又是人留下的,而人总是有自己的立场和用意,难道这种立场和用意对记录中的事实性信息丝毫不会发挥塑造作用吗?再者,当初形成这些记录的语境已经永远消失了,这些记录所对应的事件也无法再现以供我们去考察和核对,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不假思索地断定,只要对这些记录加以“正确的”解读,就可以还原事件的原貌呢?这当然不是说史料和证据无关紧要,而是要强调,既然史家唯一可依靠的史料都不那么可靠,那么我们就必须更加详赡、更加彻底地占有史料,更加审慎、更加细致地考辨史料,更加恰当、更加睿智地运用史料,以免被史料制作者的立场和意图所误导。

   我们阅读当今欧美的史学论著,经常在标题中见到诸如“发明”(inventing)、“想象”(imagining, imagined)、“建构”(constructing, constructive)、“构造”(making, fabrication)、“虚构”(manufactured)、“再思”(rethinking)一类的字眼。这与“虚构”说也有一定的关联。据美国学者小罗伯特·伯克霍弗说,后现代主义者倡导“去自然化”,最初主要把这种理念运用于对种族、族裔和性别问题的思考,强调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并不是由于自然的和生理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是一种社会的区分和文化的建构。也就是说,基于差别而形成的歧视乃是一种人为的压迫。由此推广开来说,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许多看来是自然存在的事物,其实都带有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性质。爱德华·萨义德写成《东方学》一书,讨论欧美学术界对于东方的文化建构。在他看来,作为文化建构的“东方”,以及与之对应的“西方”,都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这种“去自然化”的理念,可以说是“虚构”的另一种表述。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

   我们经常听说,后现代主义颠覆了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形成的历史观和研究范式,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辞的味道。一方面,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并没有一种统一而固定的历史观与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即便在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历史观和研究范式,他们也只是试图颠覆而已,是否颠覆则须另当别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后现代主义者好像是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只知一味地横冲直撞,把人们久已熟悉的思想世界和观念秩序弄得一片狼藉。其实我们不妨说,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思想缺乏突破的冲动之际产生的,体现了一种通过质疑、解构和颠覆既有思想传统来重塑观念世界的尝试。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说过,后现代主义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决定论和客观性神话”,克服以往史家那种“漠视事件和普通人的行动”的高傲自负,让史家懂得要更加谦卑,并减少“化约论”的色彩。的确,由于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挑战,引发了不同观念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大碰撞,促使我们对许多习以为常的理论和做法进行反思。具体说来,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虚构”说,我们可能真的有必要重新思考治史的鹄的。

   现代史学的核心价值和最高追求是“真实”,这不仅是史家长期所抱的信念,也是社会对于史学的期许。可是,我们很少去想,“真实”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意义上的“真实”?“真实”真是可求的吗?如果放弃了“真实”,史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吗?这样一些疑问,牵涉到史学作为一个知识生产部门存在的“合法性”,对此我们不宜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有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同时炮轰历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带有历史不可知论的色彩。用詹金斯所引文学评论家T 贝内特的话说,历史学的旨趣本来就不是要照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而是“重组”和“转化”过去,这正是历史学的长处所在,因而完全没有必要纠缠于它与“真实的过去”的关系问题。这类说法挑战了现代史学的信念底线,触及了其“合法性”的基础,我们自然是不能同意的。不过,如果顺着这种逻辑思考,可能会发现我们一直所持的“真实性”观念中,确实存在一些盲点和漏洞。

   依据符合论的真理观,一个陈述只有与实际一致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根本无法拿一种历史叙事与实际发生的事件作比对,那又如何能够断定这种历史叙事的真伪呢?于是,我们在判断某种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时,就只能依据其证据是否充分而可靠,论证是否严密而可信,观点是否合乎逻辑和常识。那么,这种真实性不就等同于说服力和可信度了吗?如果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仅仅体现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面,那它与一般话语或说法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一来,历史叙事不就成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词语的构造”了吗?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诘问。诚然,我们相信,史学在长期的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和技艺,足以保证历史叙事不会沦为捏造和杜撰。但是,这些规范和技艺足以保证历史叙事具备符合论意义上的那种真实性吗?其实,中文里的“真实”,在英文中可以找到“truth”和“reality”这两个对应的词。前者强调的是因符合实际而来的“正确性”,后者侧重的是确实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性”。由这两个词在含义上的细微区别推论,我们似乎可以说,现代史家长期所信奉的“真实性”,实际只是强调历史叙述是“实有其事”,至于这种叙述是否与叙述的对象若合符节,则是难以简单加以判定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虚构”说有助于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叙事的性质和限度,但是它把历史写作的“虚构性”与文学创作的“虚构性”混为一谈,把小说的认知功能和历史著作的认知功能等量齐观,这样就难免造成许多的误解。历史写作确实需要借助想象,但这种想象始终受到史料和常识的制约;而小说创作中的想象却可以突破现实生活的逻辑,所受的限制要少得多。再者,小说作为“历史再现”,固然具有某种认识功能,但这种认识通常带有寓言的性质,有赖于读者(特别是评论家)去解读,因为小说家往往不会直接说出自己对于所描绘的时代的看法。相反,历史著作所呈现的认知结果却更直接、更明确,更具有“事实性”。因此,即便一定要说历史著述带有“虚构性”,那也是一种与文学创作迥然不同的“虚构”。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包括其“虚构”说,对现代史学的冲击不可谓不深巨,所激发的反应也不可谓不强烈。除了少数学者公开倡导后现代主义、并用它来标榜自己的研究风格之外,多数学者用各种方式对它表示了反感和愤怒,且不说戒备和疑虑。不少欧美实证史家悄悄接受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但他们在整体上仍对后现代主义持拒斥立场。例如,纳塔莉·戴维斯、卡罗·金兹堡这样的“新微观史家”,就断然否认自己与后现代主义有什么瓜葛;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这样暗中欣赏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也极力用相对中性的姿态讨论后现代主义在知识体系和史学范式变化中的影响。即使是怀特和安克施密特这些公认的后现代学者,在面对这个标签时也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心态。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早就有节后黄花的意思。

   2006年,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编了一本书,标题叫做《历史中的意义与表现》,收录了当今一些重要史学理论专家的新作,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做了系统的反思。吕森在前言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认为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建构”甚至“发明”(尽管这种“建构”和“发明”是以关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的事实或信息为基础的),这种说法是失之偏颇的。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历史既是“实际世界中时间的过程”,同时又是对这一过程的“有意义的解释”。吕森看重“历史表现”与“过去实际”之间的复杂关联,立论的矛头直指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主义”取向。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吕森觉得不可能简单地重述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念,而需要找到一条通过调和而超越现代和后现代之争的途径。他觉得,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主义者对“唯一历史”(“the”history)的批判,承认并不存在什么作为一个事实整体的“唯一历史”,而只有多种多样的“复数历史”(a multitude of histories);但是,同时还需要保持现代主义关于“历史经验统一性”的观点,不然历史思维就会走向“完全的相对主义”;也还需要“逻辑理性的历史范畴”,否则就无法“历史地思考”。尤其富于意味的是,安克施密特在收入书里的文章中对后现代主义也颇有微辞。他说,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发现了作为表现的文本与被表现的实际之间的关系这一新问题,但是他们仅只关注文本,而完全忽略了被表现的实际,就像德里达说的,“文本之外无一物”,这样就导致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表现危机”(representation crisis)。他接着又说,对后现代主义缺陷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回到现代主义,而是要“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也就是说,要在重新界定“过去实际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时,极力避免“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简单化”。他用一种调和主义的语调说,现代的、后现代的和“后”后现代的立场,都包含着关于历史写作的部分真理,“真实陈述”、“表现”和“历史经验”三者具有互补性。可见,安克施密特放弃了原来的“虚构”说,认为历史写作的性质比“虚构”说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在评论吕森的这本新书时,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敏锐地指出,吕森等人的意图就是要超越或走出后现代。

   不过,经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后”后现代主义的交互激荡和影响,我们现在似乎很难对传统、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再做简单的区分,不同的思想取向之间的边界,似乎已变得相当模糊。再者,我们也不能把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和“后”后现代的思潮看成一个后者替代前者的序列。人类思想的演变更像是连续的“加法”,就是在原有的思想中不断增添新的成分,或者是新旧思想之间因发酵或催化而产生新的东西;而不是像在一个容积固定的空间里,只有去掉旧的才能添加新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构成挑战和冲击,但从未取代现代主义,因此它也不存在被超越的问题,而会继续留在人类的思想谱系中。僵化而绝对地使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概念,并不足以表述当今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多样性。今天,许多史家在思维方式、史学观念和研究取向上都带有一定的混合性,处于不同思潮和理念交会的中间地带。思想交锋和观念竞争毕竟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激励和启发,而不必茫然不知所从,进而对自己专业工作的意义产生怀疑。

  

   本文出自《隔岸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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