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桢: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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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桢  

   3.《礼记·月令》:“命大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郑玄注:“助长气也。赞犹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犹进也。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大尉,秦官则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67)

  

   我们还能在《毛诗》的“郑玄笺”中发现他对汉代官制的援用:

  

   《小雅·甫田》:“田畯至喜。”郑玄笺:“田畯,司啬,今之嗇夫也。”(68)

  

   据以上梳理可知,征引汉制来解释经典,是东汉一代古文学者的习惯做法。经学家关于当代制度的知识,除了自身在官场观察所得的部分,应当主要来自律令。第一节已指出,律令当中包含职官设置方面的规定。两汉曾有“兼习经、律”的风尚,包括郑玄在内的大儒甚至撰写过律令章句(69)。研究者还专门辑录过经注所引汉律(70),内容丰富,也可看出经学家对律令的熟悉。另一方面,经学家对汉制的利用,绝不只是简单地抄录、罗列,其中也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尤其是上引郑玄注对司隶校尉、廷尉正平丞、太尉等官的解说显示,郑玄对周汉间的职官沿革已进行过初步整理。在经学至上的时代,经学内部的演化足以牵动学术风气的转变。经学家对汉家制度投入心力,自然也会激发知识分子考察当代官制的兴趣。东汉古文经学的这一学术特点,为制度撰述的兴起与繁荣提供了一方沃土。

  

   三、蒙学书籍的官制内容

  

   胡广对《小学汉官篇》的重视以及为该书作注的举措,让我们注意到汉末官制著述在经学以外的思想资源。童蒙书籍中官制内容的意义,是思考官制之学崛起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小学是未受教育者发蒙的门径。字书的编纂与传授,是朝廷与知识分子推行教化的基础环节。单是秦及西汉就出现了多种字书(71)。过去针对它们的研究,除了进行佚文搜集、文字校订与版本梳理外,主要集中在常用字的数量、字体的演变、字书的适用对象以及文字的学习过程等问题上。着眼点只放在字与识字上未免单调(72)。实际上,文字的去取和排列组合,蕴含着编纂者对基础教育的思考。藉由分析小学书籍的内容,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哪些是最基本、必须首先向社会普及的知识。小学书籍完全可以成为思想史的素材。

  

   先以秦汉之际形成的《苍颉篇》为例略作申说。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现存1300余字,是迄今所见保存文字最多的本子。在之、职合韵部有题为“汉兼”的一章,含以下文句:“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胡无噍类,菹醢离异,戎翟给賨,百越贡织,饬端修法,变大制裁,男女蕃殖,六畜逐字。”(73)《苍颉篇》的文字排列方法,在多数篇章中是“罗列式”,即将字义相近或相联系的文字放在一起,意在强调各个字词的含义。而“汉兼”章罕见地采用“陈述式”,通过若干语义相连的句子来诉说一项主旨(74)。这段文字并非单纯地颂扬汉朝功业,而是试图向接触此识字教材的受教育者灌输一种基本的世界观: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由谁统治。其中又寓有天下太平、生活美好的许诺。在编纂者看来,对学童或普通百姓的启蒙,绝不仅限于日用文字的教授,还必须使之明了所处的时代,并且理解朝廷的伟大。另一方面,《颜氏家训》曾引《苍颉篇·汉兼》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狶黥韩覆,畔讨灭残。”(75)颜之推所引,当为西汉时改造过的《苍颉篇》的另一版本,“狶黥韩覆,畔讨灭残”两句,显然是西汉人据汉高祖讨平陈豨、韩信的事迹新编的内容(76)。这说明,小学书籍所欲传递的知识亦处在变动当中,政治局势是一项触发因素。

  

   第一小节引胡广自述提到:“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这显示,时至两汉之际,像《苍颉篇》那样仅让庶民泛泛地了解统治者,已经无法令一些知识分子感到满足,王朝的典制也开始被视作基础知识,注入初等教育当中。当然,这一局面并非王隆首创。西汉后期出现的《急就篇》中就已经存在与官僚制度相关的部分。接下来就对这两份文献详加讨论。

  

   (一)《急就篇》

  

   《急就篇》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西汉字书。作者史游为元帝朝黄门令,除《后汉书·宦者列传》有“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的记载外(77),我们无从得知其生平事迹。《急就篇》原有三十一章,近两千字,用韵语写成。该书分为三部分:篇首罗列130余个姓氏、名字;其次列举各类名物,包括食品、衣履、鸟兽等;最后从日常生活抽离,以官制与法律为内容。

  

   直接涉及官制的段落为:

  

   诸物尽讫五官出。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厉身。智能通达多见闻。名显绝殊异等伦。抽擢推举白黑分。迹行上究为贵人。丞相御史郎中君。进近公卿傅仆勋。前后常侍诸将军。列侯封邑有土臣。积学所致非鬼神。冯翊京兆执治民。廉洁平端抚顺亲。奸邪并塞皆理驯。变化迷惑别故新。更卒归诚自诣因。司农少府国之渊。远取财物主平均。(78)

  

   首先可以注意到史游举出的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以及“公卿傅仆勋”“常侍诸将军”等中央职官。因配合“七言”的格式,作者缩写了一些官名。“仆”指太仆,“勋”指光禄勋,“常侍”指中常侍,都容易看出。不过,“傅”在过去被理解为“太傅”(79),颇可疑。太傅一职在汉初高后朝短暂设置后便一直停省,至汉末哀帝时才恢复(80)。且太傅位在公卿之上,如果“傅”为太傅,则不当排在“公卿”后。这里的“傅”更可能指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急就篇》接下来对一些官爵作了详细介绍。其中提到列侯有封土与家臣。左冯翊、京兆尹是京畿守宰,被当作地方长吏的代表举出。“廉洁平端抚顺亲”以下四句都在讲述二千石的善政,塑造出地方官的良好形象。“远取财物主平均”是对司农、少府职掌的说明。另外可以发现,《急就篇》特别交代了哪些人能够成为这些朝中大员。引文前半部分说,“贵人”都是经严格的选贤任能而产生,他们具有博学、知礼、自律等素质。后文的“积学所致非鬼神”表达了相似的意思。这固然具有“劝学”的意义。实际上,编纂者向本书读者——广大庶民宣扬此类内容,其目的还包括“取信”与“说服”,具体说就是,构建贤人政治的景象,力图让天下百姓信任并服从于当前的政治秩序。

  

   叙述刑罚的部分也与官制存在交集。比如:

  

   皋陶造狱法律存。诛罚诈伪劾罪人。廷尉正监承古先。总领烦乱决疑文。变斗杀伤捕伍邻。亭长游徼共杂诊。(81)

  

   这里举出了廷尉及其属官廷尉正、廷尉监,并对他们负责的事务有所讲解。亭长和乡官之一的游徼,都是县里负责治安的官员(82),因其职掌也在此处被提及。下文又有:

  

   啬夫假佐扶致牢。疻痏保辜啼呼号。(83)

  

   颜师古注曰:“扶致牢者,扶持罪人而置之于牢狱也。”(84)这一章主要讲述罪犯的处理,所以言及职务与此相涉的啬夫和假佐。综合上述可见,《急就篇》罗列的职官,既包括朝中公卿,也有郡县小吏。同时它以浅显直白的笔调,讲述着一些有关官僚体制的基础知识。

  

   《急就篇》问世后,逐渐成为两汉时期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85)。崔寔《四民月令》于东汉中期成书,是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著作(86)。其中提到:“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原书注曰:“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87)这是学童研习《急就篇》的证据。当然,小学书籍的使用者绝不限于入学的幼童,普通百姓的初等文化学习同样将其作为教材。比如,每年内郡有数以千计的田家子被征调到边塞戍守,他们在服役之余可以接受一定的教育(88)。敦煌、居延出土了不少《急就篇》残简(89),说明吏卒也常以是书作为识字教材。此外,在河北望都、安平等地发掘的一些汉墓中,墓壁砖面上题有《急就篇》的文字(90),有学者猜测这是工匠砌卷排砖时所写的序号(91),足见《急就篇》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急就篇》风行于边郡与内地,读者包括了学童与庶民。通过讽诵与习字,草木鸟兽、器用百物之名渐为受学者掌握,关于王朝制度的认识也悄然植入。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此:绝大多数读者的日常生活与“高高在上”的中央官制其实牵连不多,但蒙书的编纂者却认定他们有必要具备基本的了解。《急就篇》的例子让我们注意到,传扬汉家制度,已经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追求。

  

   (二)《汉官篇》

  

   《后汉书·文苑传》有作者的简短传记:“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92)由此可知,王隆曾历仕王莽、光武两朝。以汉家制度为内容的《小学汉官篇》无疑应撰于汉室复兴以后。

  

   该书文字随胡广《汉官解诂》的佚文而得以保留不少。试举数例:

  

   1.司马中外,以亲宠殊,平事尚书,宰尹枢机,勉用八政,播时百谷。

  

   2.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谓之司空。

  

   3.(刺史)十有三牧,分土食焉。

  

   4.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

  

   5.少官啬夫,各擅其职。(93)

  

   另外,《太平御览·州郡部》所引“冀赵常山,兖卫济河,青齐海岱,徐鲁淮沂,杨吴彭蠡,荆楚衡阳,益庸岷梁,凉邠黑水,雍别朔方,交阯南越,幽燕朝鲜,并代晋翟”这段介绍十三州的文字(94),在王隆原书中,应该紧跟在第3条之后。从朝廷公卿到州郡乡官的名称和职掌,都被王隆编入了这部识字课本。

  

   据以上引文可以确认,王隆主要采用四字一句的叙述格式,节奏规整,但用字简单、文意质朴。西晋司马彪给予的“诸文倜说,较略不究”的评价(95),与此契合。这是由童蒙书籍的性质决定的,目的是方便初学者习字、讽诵与理解。另一方面,《汉官篇》虽为字书,但却是第一部完整罗列、介绍朝廷百官的著述。作为《急就篇》的继承者,《汉官篇》承载的官制知识十分丰富且颇具体系,在传扬汉家制度方面,无疑更进一步。当然,王隆撰写该书,还有独特的政治背景。

  

新莽、东汉之间的易代,是王隆正在经历的巨变。王莽在西汉末掌权后,大力推动所谓“复古改制”。新朝建立后,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措施更是层见叠出(96)。官僚制度可谓面目全非,几乎颠覆了西汉模式(97),《汉书·百官公卿表》对此的总结是“王莽篡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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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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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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